背景:#EDF0F5 #FAFBE6 #FFF2E2 #FDE6E0 #F3FFE1 #DAFAF3 #EAEAEF 默认  
阅读内容

潘迎春、周祥森、李工真、高国荣: 贺刘绪贻百岁华诞(五)

[日期:2012-05-13]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作者:黄安年辑 潘迎春、周祥森、李工真、高国荣 [字体: ]

潘迎春、周祥森、李工真、高国荣 贺刘绪贻百岁华诞()

 

黄安年辑 潘迎春、周祥森、李工真、高国荣 黄安年的博客/2012313发布学术交流网/美国史研究会/2012513发布

 

今年513,是享誉

海内外的著名美国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的白寿之喜。

武汉大学将在这一天为刘绪贻先生举行隆重的百岁华诞庆典和刘绪贻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

这里集缉了潘迎春、周祥森、李工真、高国荣等先生的纪念文章。

***********************

潘迎春:珞珈山下不老松——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潘迎春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20120312发布

在美丽的珞珈山下,武汉大学的校园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位步履矫健、精神矍烁的老人,或独自前往人文馆历史学院收发室取信、到邮局寄信,或在大学生的陪同下散步漫谈,来往的路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位老人已经年近百岁,他就是被称为“珞珈山下不老松”的刘绪贻先生。

1989年,我师从武大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的王锦瑭老师攻读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开始迈入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殿堂。而真正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美国史学界的泰斗刘绪贻先生是在1990年年底。那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河南开封、郑州举行第六届年会,时任研究会秘书长的李世洞老师带领我与武大另两位美国史研究生秦珊、刘其杰参加了会务工作。会后,刘绪贻、李慎之、方生等先生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和关林,我和秦珊荣幸地陪同前往。一路上,刘先生与众人兴致勃勃,谈古论今。不知不觉中,我们也与平易近人的刘先生熟悉起来。回到武汉后,刘先生为答谢我们俩的陪同,特意在家设饺子宴,招待我们几个研究生。

在我学习美国史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特别受教于刘先生。第一件是1992年,79岁的刘先生亲自担任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主持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刘先生认真审阅了我的论文,对论文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在整个答辩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令我终生难忘,即刘先生指出了我论文中的一个英文注释的不规范,即引用的页码是连续的,就应该使用PP.,而我当时只用了一个P。第二件是在刘先生主持下参与翻译《美国社会发展趋势》一书。全书19章,我译第14章。我是第一次翻译专业书籍,语法、措词译得不太通顺,而且一些陌生的专有名词翻译起来感到吃力,那时手里的参考书缺乏,又没有现在这么便捷的网络资源,有的时候实在译不出来,就只好在稿纸上空着。初稿寄送刘先生后,心里惴惴不安,生怕会遭到批评。当我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宿舍里收到刘先生寄回的修改稿时,既喜出望外,又深受感动。几十页方格稿纸的译稿已经被刘先生改得面目全非,每一页上都被他用红笔批改得密密麻麻。原先空在那里的我不会译的地方,他也设法查到了,如文中有一处提到“Kama Sutra”,他译为《伽摩经》,并特别注明伽摩(Kama)是印度的爱神。这两件小事虽然已经过去近20年,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刘先生这种一丝不苟、注重学术规范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对学生的关心帮助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当我成为了一名教师,指导本科生、研究生时,我始终象刘先生当年对我那样严格要求我的学生,遵守学术规范,注重每一个细节,也象刘先生修改我的译稿一样,密密麻麻地亲自修改学生的论文。

与武大培养的其他美国史研究生相比,我应该算是最幸运的,能够留在本校工作,有机会经常拜访刘绪贻先生,亲耳聆听刘先生的教诲。更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曾经参加过三次为刘先生祝贺生日的活动,即1993年的80岁、2003年的90岁和2008年的95岁华诞。

1993513,武汉大学历史系为刘绪贻先生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八十寿辰庆典。武大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参加了庆典,并以刘先生的昔日学生的身份发表了致辞,当陶校长就读武大哲学系时,曾经听过刘先生讲授的社会学课程。他深情地回忆起半个世纪以来的与刘先生的交往,高度赞扬了刘先生的道德文章。刘先生当场作答辞,他简短回顾了自己追求学术真谛、坚持真理与正义的一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表示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看到一位80高龄的老者如此执着地追求学术与真理,在座的历史系师生们无不为之动容。自此至今二十年来,刘先生用900多万字的丰硕成果成功地践行了他80岁生日时的承诺。

2003513,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召开庆祝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座谈会。虽然当时正处非典警报尚未解除的特殊时期,无法邀请校外人士参加,但学校、人文学院和历史系都高度重视此次庆祝活动,学校的党政领导都到会祝贺,称誉刘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师级学者,是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的“镇山之石”,颂扬老先生的才华已与珞珈山的文化、人文精神融为一体,道德文章皆为楷模,盛赞先生在美国史、社会学两大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敬佩先生追求学术真理、不断突破创新的学术勇气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崇敬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利益荣誉、不受外界干扰、献身科学的高尚人格。刘绪贻先生与其相濡以沫六十余载的夫人周世英一起接受了大家的祝贺。座谈会上,刘先生激动地说,在非典肆虐的非常时期,在校、院、系、所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举行这样的活动,他表示非常感谢。保证今后在身体健康许可的情况下,老骥奋蹄,继续工作,研究美国当代史。本文后面所附的短文即当时我写的对此次座谈会的报道。

20085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武汉大学举行第十二届年会,适逢刘绪贻教授95岁生日。当2005年研究会苏州年会时,理事会希望武汉大学承办第十二届年会,并同时为刘先生庆贺95岁华诞。当为刘先生庆贺生日这一理由提出,我作为武大美国史的传人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使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世界史重点学科对年会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充足的经费支持。在研究会理事会的精心策划和理事长李剑鸣教授的亲自指导下,经过紧张的筹备,年会如期举行。来自全国50多家高校及研究出版机构的12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四代学人齐聚珞珈山下。在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95华诞庆典上,武汉大学副校长李文鑫教授、历史学院院长陈伟教授、世界史重点学科负责人向荣教授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李剑鸣教授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向刘绪贻教授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会上宣读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山东师大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等单位,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商务印书馆邓蜀生编审、北京师大黄安年教授等个人的贺信,共同祝愿刘先生健康长寿。

今年513日,我们又将喜迎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庆典,这不仅是武汉大学,而且也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件盛事。我们深深地祝福刘绪贻先生与周世英师母健康长寿,祝愿刘先生这棵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依然苍劲挺拔的学术不老松在珞珈山下永远枝繁叶茂,荫泽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生学子。

周祥森:超迈隐圣同凡的人生境界——写在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之际

周祥森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 20120312发表

超迈隐圣同凡的人生境界

——写在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之际

周祥森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

  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是一位具有深邃的思想、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和强烈的现实社会批判精神的学术大家。因此,也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今年513日,刘绪贻先生将迎来百岁华诞(99周岁),这是我国世界史学界一件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大喜事。

  我最初知道刘绪贻先生的大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上学期间。大三学世界现代史课程时,讲授该门课程的姚海老师(现为苏州科技学院副校长,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布置写一篇作业。我当时是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史学社团(“春秋”社团)负责人,社团订购有《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等史学杂志,且都在保存在我处。在这两份杂志上,我读到了刘绪贻先生关于罗斯福“新政”问题的文章,以及其他学者与刘先生展开争鸣的文章,对罗斯福新政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就决定写一篇关于罗斯福新政经济指导思想方面的作业。这篇作业交给姚海老师后,承姚老师提携,推荐给了《铁道师院学报》,作为“大学生优秀论文”,在该栏目第1期中以《罗斯福“新政”经济指导思想之我见》为题予以发表。这是我步入学术殿堂的开端,可以说决定性地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道路。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方向的硕士学位。在读研期间,因对20世纪美国史依然保持着大学时代的兴趣,所以选择了学美国史,为此认真拜读了刘先生主持翻译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林克、威廉·卡顿教授著的《一九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三卷本)。硕士毕业后留校,在《史学月刊》编辑部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我对刘绪贻先生的大名就越来越熟悉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是1999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十年后,2008524,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12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95岁华诞庆典上,第二次见到刘先生。刘先生在庆典上简短致辞,其思维之清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颇以为憾的是,这两次难得的面见刘先生的机会,我都没有同刘先生单独合过影。

  我与刘先生的学术交往,更多地是因《史学月刊》之故。刘先生是《史学月刊》的“资深作者”,数十年来 ,一直以其高水平的学术作品支持着《史学月刊》的建设和发展。《史学月刊》能够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百强期刊”、荣获“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并且入选国家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系列,成为“名刊工程”中唯一的史学类专业期刊,是与像刘绪贻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我1990年参加《史学月刊》编辑工作之前,刘先生就已经在《史学月刊》发表过《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等文章。1992年,刘先生给《史学月刊》寄来了他的《罗斯福是否有自己的经济理论——读罗斯福“新政”史札记之二》一文。那时我参加工作没多久,看到刘先生寄来的此文,心情很激动,甚至有些喜出望外。于是,就把刘先生的稿子作为重头文章安排在1993年第1期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编辑刘先生的文章。后来,刘先生又寄来他的《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阐述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在美国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刘先生“‘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深入之作,细致入微地探讨了“‘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具体表现。

  2002年,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全部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很快就购买了一套(记得还是通过玉圣从北京买到的)。这部煌煌巨著,是中国美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历史学家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齐心协作、努力探索的学术结晶。我当时认为,它既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美国史研究学术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更是新时期我国美国史研究学术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不仅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学术界如何有力地抵制游谈无根的浮躁学风、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之路、为国外同仁奉献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国别史精品,也都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和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六卷本《美国通史》撰写和出版的那些年,也正是学界普遍痛感学风浮躁的年代。因此,为了拒绝和抵制不良学术风气、彰显这部《美国通史》的多方面意义,同时也为将来的史学史研究留下一份宝贵的材料,我就与时在南开大学执教的李剑鸣先生商量,组织一次学术“笔谈”。其时,《史学月刊》决定开辟“笔谈”栏目还不是很久,如何实践尚在探索之中,我们做编辑的心里都还没有底。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恰好为“笔谈”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于是,我和剑鸣先生商议后决定,该“笔谈”的作者包括总主编、各分卷撰著者和既非主编、亦非著者的其他学者三方,各自从个人的经历(主编经历、撰著经历、阅读经历和体会)发抒己见。20035月,这组“笔谈”稿件组齐,由剑鸣先生集中后一次性寄给了我。让我难忘和感动的是,刘先生在其中写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一文。该文不仅披露了改革开放初期编写六卷本《美国通史》在实现学术创新、尤其是在突破理论禁区过程中所面遇的艰辛和困难,而且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刘先生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术品格。“笔谈”稿件组齐后,经李振宏主编终审,我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安排在当年第9期上发表。“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迅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文摘类期刊转载或转摘,而且自发表迄今经常被引用。

  在这里,尤需一提的是,有一年我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席间刘明翰先生特地对我说:“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的发表,很好;他都读了,并要求编写《欧洲文艺复兴史》(多卷本)的人每人都看一看这组“笔谈”,这组“笔谈”对他正在主持的多卷本“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编写提供了启发和经验,很有帮助(大意)。刘明翰先生的话,印证了我计划组织这组“笔谈”时的有关想法。这组“笔谈”的成功是直接与刘绪贻先生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刘先生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一文,其思想不仅是当年指导“通史”编写的总则,而且更是这组“笔谈”的灵魂,乃点睛之作。后来,我曾经计划过根据这次成功的经验,再组织几个类似的“笔谈”,如多卷本《英联邦国家史》笔谈,但最后都胎死腹中。因此,我更体会到作为六卷本《美国通史》总主编之一的刘绪贻先生对《史学月刊》始终给以大力支持的可贵性。

2011年是《史学月刊》创刊六十周年。甲子之庆,无

论对于《史学月刊》本身还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编辑人员,都是难得一遇的。所以,早在2010年年初,编辑部就为纪念创刊六十周年专门召开过几次会议,商议如何庆祝事宜。讨论结果是:除邀请学界专家学者来参加简朴的学术性庆祝会外,每位编辑均以“我与《史学月刊》”为主题组织“笔谈”活动,并且选取《史学月刊》发表的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评论为主题的论文,编辑出版一套丛书。后来,原先的庆祝计划因故均未能实现,不仅庆典没有举办,丛书未能出版,而且约来的长年支持《史学月刊》的专家学者的文章也只是选择了其中少数几篇合为一次“笔谈”来发表,很对不住那些写来文章却没有发表的热心学者。刘绪贻先生是《史学月刊》的“资深作者”,自然在我的约稿名单之列。刘先生收到我的约稿函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文章。这就是先生口述、赵晓悦整理的《和而不同———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交往》(《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虽然文章的主题并不是“我与《史学月刊》”(刘先生在附函中说明了原委),但这篇文章比“我与《史学月刊》”主题类文章更具学术价值。因为这不仅是一份非常珍贵的中美学术交流史记录,而且也是将来人们研究刘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史的珍贵材料。不宁唯是,文中介绍的美国学者的治学经验、刘先生自己的治学心得和思想看法,对于深化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亦很有启示意义和思考价值。我由衷地感谢刘先生惠赐《史学月刊》这样具有多重学术价值的佳作。

  除了这些与我的编辑工作有关的学术交往外,我与刘先生在私下也有些交往。刘先生多次用电子邮件给我寄来他的很有思想性和现实批评精神的新作,如《愧对慎之》(20083月)。读刘先生此类思想犀利的文章,我甚至感到自己的思想、精神还比不上刘先生年轻和开放,虽然刘先生的年龄大我一倍还要多。

  20103月,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上卷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刘先生在42就给我邮寄来一本,亲笔签了名,并钤了印。收到书后,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我一口气读完此书,对刘先生的生平第一次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也更敬佩刘先生的人格和学品。我也寄了自己新出版的粗糙之作《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一书给刘先生,并请刘先生批评教正。

  为更多地了解刘先生,有时我还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武汉大学来的与会者打探先生的近况或其他方面的信息。有一次,一位武大友人就告诉我说:刘先生的心态,我们这些年轻人恐怕都赶不上他年轻。这位友人举例说,刘先生的电脑桌面是一幅很漂亮的MM(美女)图像,你们这些“先生”敢吗?我想:保持爱美的年轻心态,保持活跃而清晰的理性思维,或为先生能如此健康长寿之一大秘诀乎?

  有时,刘先生也向我推荐他在武大的同行的中国史方面的文章,我都及时转给了有关的编辑并嘱优先处理。虽然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推荐稿或未能被采用,但刘先生对《史学月刊》的厚爱和对我的信任,则由此而体现尽致。我这个人生性有些懒散,更常常畅游于历史海洋,沉溺其中而不问今夕是何年,故总是疏于回信而得罪于学界友人或师长。刘先生的多次电子来函,我都没有回复。在此,我诚恳地祈望刘先生多加原谅。

  孔老夫子尝言,一个人的生命运动经历了七十个春秋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是说,个体之人的生命因勤学而达到了隐圣同凡的最高境界。刘绪贻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又是位勤学勤思的学者,按照孔子的标准,早已远远地超迈隐圣同凡的生命境界了。而更让人倍感欣喜的是,刘绪贻先生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思维活跃,思考不止。

  最后,作为晚辈,我在这里衷心祝愿刘先生健康快乐,越活越年轻!

  2012212

  于静学斋

李工真:刘绪贻老先生为我写序言


李工真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20120511

刘绪贻老先生为我写序言

李工真

今年513日,我们敬爱的刘绪贻老先生将步入他的人生百年,这在我国的美国史以及社会学研究领域里是一件十分值得庆贺的事情。据我所知,一位人文社会科学家能达到人生的百岁华诞,在珞珈山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本人既不是研究美国史的学者,也不是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更算不上刘老先生的弟子,按理说,真还不轮不上我为他老人家写这类回忆文章,但作为珞珈山上的一名子弟,作为一位在学术成长道路上得到过他热情提携和帮助的人,也作为一位这些年来经常与他交往的后辈,在他老人家百岁大寿之际,的确很想表达自己的庆贺之情。

刘老先生属于我父亲那一辈的老学者,文革前就住在武大一区山上。在我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以前,他并不认识我,也没有与我讲过话。但我从小就认识他的小儿子刘末,也知道他父亲是谁。当时他老人家给我的印象是:一位衣作朴实、满头黑发的学者,步履稳健地穿行于珞珈山的山间小路上。

197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刘老先生在全国史学界就已非常著名。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一批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中年教师如李世洞、李世雅、李存训、王绵塘、钟文范等都在他的领导之下,他文革后培养的大弟子韩铁后来也留校任教,还有一批很有才干的研究生如李洪山、何宏非等也正在成长起来。那时,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确拥有全国最强的实力。

我第一次与刘老先生交往是在30年前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那是1982年初冬的一个下午,记得那天相当的阴冷,空中还顠着雨夹雪。我的导师张际平先生通知我,说学校图书馆来了一批有关世界史的外文书单,要世界史专业的老师们前去选书,而那天他又刚好有别的事情要办,抽不出空来,因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匆匆赶往当时设在武大老水工室的文科图书馆。

当我进入文科图书馆时,已经有不少历史系的老师在选书了,我一眼就看到了老大哥韩铁。他正陪着刘老先生坐在那里选书,见我进来,便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们那张桌子上来,随后向刘老先生介绍说:他是李国平先生的儿子,现在是张际平先生的研究生。刘老生听了以后,用标准的黄陂腔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父亲是研究数学的,你怎么会来学历史呢?我回答到:我进中学一年不到就碰到文革了,化学、物理几乎没有学过,考理科怕考不取,又想读书,所以就报考了历史学。刘老先生笑了笑说:你这说的还是个实话,我喜欢说实话的人。

不过在接下来的选书过程中,刘老先生并没有与我说更多的话,只是在很专心地选书,每当他选到一本他认为很有价值的著作时,他总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看以后还有那个说没有书看!”“以后的研究条件真是越来越好了!”看得出,那时年已7旬的刘老先生,仍然是一位要将浑身精力投入到美国史研究中去大干一场的人。正如他后来告诉我的那样,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是在他70岁以后完成的。

自那以后多年,尽管我总能从他的学生们那里得知老先生又在美国史研究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非常关注他发表在《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上的那些有关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文章,却一直没有机会能与他坐在一起谈话。虽说他常来系里拿信件和报纸,偶然也可以见到他,但每当那时,我除了礼貌地跟他打个招呼外,没有谈过别的。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年轻的后辈究竟是谁。

第二次真正与刘老先生交往时,已经是1997年了,为的是我的研究项目结题一事。1985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作为未来的德国史专职教师留校任教,在武汉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经过三年的语言训练后,于1988年访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里尔大学。在我的德国导师库尔特·迪威尔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德意志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归国后我一直在继续这项研究,1992年又将此项研究以《德意志道路——对一个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的探讨》为题,申报了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获得了批准。1997年结项时,需要请几位有名望的学者作为项目的鉴定专家。我当时在校外请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北京大学的董正华教授,在校内首先请了刘老先生,还有夏诚教授。

请刘老先生做我项目的成果鉴定专家的原因是,我当时读了由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这本文选中所收集文章的作者都是我国五四以来相当著名的学者。我非常惊讶地注意到,这本文选中的最后一篇文章竟是我们的刘老先生于19481030写的《工业化的利弊——读了潘光旦先生《工业化与人格》一文以后》。这让我发现,原来刘老先生不仅是一位美国史的研究专家,一位社会学的研究专家,同时还是一位现代化研究的大行家,因此非请不可。

1997年元月20日,已经快要过春节了,我前去拜访刘老先生。那时他家早已从一区山上搬到北三区来了,离我住得很近,相距不过百米之遥。老实说,那天进他家之前,我心里是没有底的,一位在全国如此著名的大学者会愿意为我这样一名年轻教师做项目成果的鉴定专家吗?但是当我进门后不久便发现,我的这种担忧完全是不必要的。

这位当时已年近85岁高龄的老先生正在书房里伏案而作,见我进门后便起身接待了我,在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请他做成果鉴定专家一事立即就答应下来。不过那天他没有留我多谈,我在留下了我的成果打印稿和鉴定表后,很快就离去了。他送我出门时,只说了一句话:一个星期以后来拿。

半个月后,即199725。当我再次到他家去取他给我写的成果鉴定表时,他老人家这一次与我谈了起来。他说,我非常认真地审阅了你的这项成果,也很肯定你的这项研究,当然不足之处总是有的。说完后,他便将那份他写好的成果鉴定表递给我。

在我接过这份成果鉴定表时,看到那上面用极为公正的笔迹写下的第一段话是:李工真同志的《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是一份严肃认真的、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确实有利于人们了解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并有借鉴作用的研究成果。接下来便是他从四个方面对我的这项成果的肯定意见。在最后一段文字中这样写到:作为一种开创性的研究,要求它完美是十分困难的。李工真同志的这份研究成果的文字叙述还可以更简明扼要一些,更确切一些,少数论点还值得商榷。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份颇见功夫的、有开创性的、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这是我生平承担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其成果竟然能得到刘老先生这样高的评价,真让我欢喜出望外,我人生中的学术自信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这项研究成果的鉴定工作很顺利地结束了,下一步就是将这项成果拿去出版的问题了。我们历史系的朱雷先生告诉我,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在出版他人生的第一本专著时,应该请这个领域中最著名的专家写序。这使我再次想起了为我的成果做鉴定专家的刘老先生和章开沅先生。

199731,我又一次来到刘老先生家里,斗胆地向他提出了这个有点得寸进尺的请求,没想到他老人家同样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送我出门时,说的还是那句一个星期以后来拿。当我38再次到他家来取这份《序言》时,他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写好两天了。

这份《序言》同样是用他极为公正的笔迹手书的,第一段这样写到:承蒙李工真的信任,约我为他的《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写序。我虽不是专门研究德国史的人,但当我想到如今是拜金主义浪潮水汹涌澎湖的年代,许多青年人坐不住冷板凳,弃学逐浪,而李工真却用他风华正茂的整整八个年头,孜孜不倦地经营此书,实在令人感动。因此,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接下来是他对我的这本书更为详细的评价。在这份《序言》的结尾之处,他还这样殷切地希望我:我希望李工真能坚持这种不为稻粮谋的坐冷板凳精神,将来一定还会写出更优秀的史学著作。

为我的这本专著写《序言》的不仅有刘老先生,还有章开沅先生。这两位老先生都高度评价了我的研究,都指出了我在语言表述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也都表达了老一辈学者对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术上薪火相传的殷切期望。今日读起来,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19978月,《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刘老先生写的《序言》还特别发表在《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上。这本专著后来能在2003年顺利地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是与刘老先生对我的高度评价分不开的。没有这样一位全国著名的大专家对我的提携和帮助,我的学术之路无疑会艰难得多。

怀着这份深深的感激之情,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入刘老先生家里。只要有机会,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拜望他老人家一次,以至于我成为这15年来拜望他次数最多的人之一。每次拜望他时,他都要请我喝咖啡,与我谈论他的学术研究,他又发表了哪些论著,以及他的喜悦与担忧,我则向他汇报我近来的学术进展,学校和系里的情况,并与他讨论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他那开放的视野、敏捷的思维,使每次谈话都那样的愉快,那样的富有启迪;他那超人的胆识、无畏的勇气,令人钦佩不已,获益匪浅。想到父辈中那么多人都已离世,极少的在世者也早已不能工作,而我们的刘老先生却依然以他那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意志力不倦地追求着他所终爱的事业,这不能不是珞珈山上的一大奇迹和幸运!

愿我们敬爱的刘绪贻老先生,以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去迎接他百年人生的下一个辉煌!

2012212于武昌珞珈山

(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http://www.ahrac.com/yjhxx/2380.html

高国荣:刘绪贻先生对我的提携与帮助


高国荣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20120319发表

我认识刘先生已经有近15个年头了。1991年,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从那时起就经常听说刘先生是国内鼎鼎大名的美国史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之一。我在读本科的时候见过刘先生一次,大概是在1994年的五六月份。当时,刘先生的弟子李洪山博士回母校访问,在化北楼给我们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我记得,刘先生、李存训和李世雅老师都参加了。原以为刘先生是一位很威严的学者,但他却显得很和蔼可亲。当时他已年过八旬,但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我当时可能还有点胆怯,虽说已有报考美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打算,却不敢上前和这些老师交谈。1995年我顺利考上了武大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在此前后,我已经读过刘先生主编的一些书,对他非常仰慕,也想过去拜访他。按说,我有很多机会向刘先生求教,但我一直没有去拜见武大美国史的奠基人。因为听说刘先生工作繁忙,最好不要轻易打搅,我就听从了论文指导教师钟文范教授的建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没有通过导师安排,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先生。

1997425下午,我来到历史系所在的逸夫楼人文馆,偶然得知刘先生当天下午会有一个讲座。这次学术活动是武汉大学人文实验班组织的,刘先生谈到,要建立健全反对腐败的相关体制机制。刘先生针砭时弊的精彩讲座博得了满堂掌声,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觉得他完全不像一位垂垂老者,他不仅面色红润,声音洪亮,而且思维活跃,甚至充满激情。讲座结束后,我和几位同学送刘先生回家。刘先生身体很好,走路一点也不吃力。沿着珞珈山上的一条小路,我们边走边聊。刘先生平易近人,在他面前,我一点都不觉得拘束。刘先生说他虽然很忙,但他很愿意和青年人交往,欢迎我以后跟他讨论问题。正值春夏之交,树木森森,落日的余晖洒进林间,真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心旷神怡。

此后至19987月我毕业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几次登门向刘先生求教,并得到刘先生的大力帮助。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曾经到刘先生那里去借阅资料。刘先生的书房不大,四壁全是书架,整齐地摆满了各种图书资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刘先生的书虽然很多,但他总是能马上告诉我要找的资料在哪,让我自己去找。刘先生坚持写日记,对来往信函也都妥善保存,这些材料的珍贵价值,已经在刘先生近年出版的口述史及他写的多篇感人肺腑的忆旧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反应。在我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刘先生曾经建议我就布什任内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合写文章,并让我就我长大的那个村庄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写些东西。

刘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教研室的创始人,他对该教研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直努力想重振这个一度很有影响的教研室。在我读硕士的时候,该教研室已经明显地衰落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后继无人。刘先生对此非常着急,除了多次建议历史系补充美国史方向的师资力量之外,他还想过很多别的办法,包括参与指导培养研究生,物色和延揽优秀学者到武大任教,希望能够重振武大美国史教研室。一听说有中意的人有意加盟武大历史系,刘先生就特别高兴,在中间牵线搭桥。刘先生还曾经问过我是否愿意毕业后留校,并表示他可以就此事做些努力。为美国史教研室延揽人才的事情,我曾经多次听刘先生谈起,我也数次从武汉大学向荣教授和李工真教授那里有所耳闻。刘先生当时已经年逾85岁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有复兴美国史教研室的雄心壮志,在人才引进方面态度非常积极。与此同时,刘先生又是豁达包容的,他待人以诚,虽然抱有期望,但又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对方的选择。刘先生主张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他是这样做的,他也希望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持有这样一种平和洒脱的心态。刘先生的进取精神和博大胸怀经常让我唏嘘不已。

我硕士毕业后能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与刘先生的推荐有关。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曾经到北京查阅过资料,很喜欢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希望以后能到北京发展。在199712月中上旬,我到北京求职。1217日下午离开北京之前,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人事处,并留下了一份求职材料。1998年元旦前后,我带着一张贺年片去拜访了刘先生。我在那张贺年片上书写了如下两行文字表达我对刘先生的敬意:“您是一位辛勤耕耘、著作等身的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目光敏锐的学者。您不计得失的胆识与魄力,激励无数知识分子去勇敢地追求真理。”我当时给刘先生也顺便提到了到世界历史所求职一事。1998121日傍晚,我接到了刘先生的电话后,给他送去了我的简历。那个春节,我在老家没呆几天就返回了学校。我打电话给刘先生拜晚年时,刘先生让我马上过去,告诉我北京世界历史所那边给他来信了。我这才知道,刘先生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没有想到,刘先生会把我到北京求职的事放在心上,他对我的关心让我非常感动。刘先生给我看了世界历史所黄柯可老师给他的回信。黄老师诚恳地提到,刘先生“为人正派,作风严谨”,对刘先生关于我的评价“深信不疑”,她接着介绍了世界历史所欧美教研室的基本情况,并让我等候通知到北京参加考核。这封信让我既高兴又紧张。刘先生和我对能否进入世界历史所都毫无把握,但他给我鼓劲,让我不要有思想压力,认真准备考试。我于1998313号到世界历史所,与另外几位求职者一同参加了英语和专业课的笔试,上午的笔试一直进行到1215分,下午1点半接着面试。我后来很幸运地遂愿来到世界历史所工作。我来所工作后听说,我之所以能够被录用,除了因为笔试和面试成绩尚可,刘先生的推荐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他的推荐信受到了世界历史所领导、欧美研究室和《世界历史》编辑部的一致重视。我听黄柯可老师说过,刘先生从不轻易推荐人,她知道这么多年来,刘先生只向世界历史所推荐过我一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刘先生的推荐信,为我叩开了世界历史所的大门。

我于199876日来世界历史所报到,分配在《世界历史》编辑部工作。那时,刊物的副主编正在筹划“纪念《世界历史》创刊20周年”的笔谈活动,让我来编辑这组由20多位专家写的文章。这组文章中有一篇由刘先生所写,题为《可贵而有成效的支持》。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将文章压缩后交给了我的上级领导。上级领导对文章也没大动,只把文章中提到的“风险”一词之前的“政治”两字去掉了。我后来还编发过刘先生所写的《6卷本<美国通史>诞生记》的文章。编发这两篇文章,让我对刘先生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品质更加钦佩。刘先生是一位非常正直、思想开放、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大胆提出要打破战后美国的“研究禁区”,要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理解为教条。

刚到编辑部工作的头几年,我多次给刘先生写信,向他汇报我在编辑部工作的一些情况。刘先生知道我很快就能适应编辑工作,他也感到非常高兴。此后,我每次回家探亲路过武汉或到武汉参加会议时,都会去看望刘先生和美国史教研室的老师。

刘先生不仅对我的工作予以支持,而且他也很关心我在学术上的成长。他是一位提携后学、乐于助人的学者。我这里仅举一例。2002年春季,我请刘先生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那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尽管已经确定做美国环境史方面的博士论文,但究竟如何切入,我还没有想好。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春天,沙尘暴天气频频光顾北京。我坐在教室里看书,窗外,肆虐的狂风席卷起地面的尘沙,打在窗户玻璃上崩崩作响。整个天空都是昏黄色,灰蒙蒙的。我当时偶然得知,美国雅礼协会将举办美国研究暑期研讨班,为期1个月,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可以申请,申请成功者可以获得全额资助。我于是想到,何不以美国大平原在1930年代成为尘暴重灾区的经历为题,申请一下这个项目呢?我在准备有关材料的同时,联系刘先生给我写推荐信。刘先生是研究1930年代美国“新政”的大专家,他对那个时代非常了解,对我拟定的题目予以了肯定,并很快寄来了书写非常工整的推荐信。虽然严格说来我没有在刘先生门下受教,但刘先生说就把我权当作为私淑弟子。那次我非常有幸得到了去耶鲁大学短期进修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刘先生又帮我叩开了出国访学的大门。

尽管在耶鲁大学的进修只有一个月,但我的收获却很大,最重要的是收集了很多关于尘暴重灾区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资料。回国之后,我曾经以《1930年代美国大平原的沙尘暴及其原因》为题撰写过一篇文章。文章写成后寄给刘先生,刘先生看后也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说我的研究已经“初入堂奥”,鼓励我继续从事环境史方面的研究。刘先生还就我的博士论文提纲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在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之后,将博士论文和3篇已发或待刊的文章分别寄给武汉大学原美国史教研室的各位老师。我相继收到了他们的来信,刘先生的回信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回信中写道:“拜读3篇大作,都很有份量。看来,你已找到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径了。”不用说,刘先生的肯定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提起刘先生,我觉得可追可忆的事情特别多。想起1999年在南京参加美国史年会时和刘先生的促膝长谈,想起2005年在苏州大学参加美国史年会时我听到刘先生给大会发来贺电时的那份感动,想起2007年春节我在堪萨斯大学收到刘先生新年贺电的那份欢欣,想起2008年美国史年会在武汉召开之际刘先生步行到珞珈山庄同与会学者挥手惜别的身影,想起刘先生和内子的通信及对我们全家的问候,我心中就觉得特别温暖。

在我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我有幸认识了刘先生,并多次得到刘先生的帮助与提携。刘先生一直都是我最敬重的学术前辈之一。欣逢刘先生百岁华诞,我向刘先生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http://www.ahrac.com/yjhxx/2338.html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570479.html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美国史研究会/2012513发布

 

阅读:
录入:admin

推荐 】 【 打印
本文评论       全部评论
  中国家庭幸福指数与移动电子产品关系调查报   (7368 ,09月08日 )
  人生感悟心情随笔:http://tongxiehui.net/b   (8247 ,07月14日 )
  ??????????????н?????http://www.rzgz.net   (tonesoft ,07月08日 )
  http://www.58pic.com/tupian/129947665.ht   (tonesoft ,07月06日 )
  http://www.rzgz.net/Item/50767.aspx   (tonesoft ,07月05日 )
发表评论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点评: 字数
姓名:
内容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