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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奴隶制下的“明王”政体的祈盼

[日期:2013-12-31]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作者:黄安年 [字体: ]
对奴隶制下的“明王”政体的祈盼 受权发布易新鼎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12月31日首发; 学术交流网网友文章专辑/2013年12月31日发布 (按: 本文为纸媒体和网媒首发,感谢易新鼎教授惠寄) 孔子对上古尧、舜、禹的的传说,是真心信奉的,并总结出了“禅让”说,《论语》对这“三大圣”的称道,更是广为人知。《孟子 • 万章上》记曰:“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此话虽由孟子传出,它是“思孟”学派中流传的一则“大论”,不是随意说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这“三圣”的天下,就是“仁民爱物”的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运》)。夏、商、周虽然是“天下为家”,但也仍然继承了“仁民爱物”的好传统,并逐步形成了“礼制”,规范了社会人群一切言行的标准,尤其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更使孔子确信周初奠定的基业是可传之百代的。孔子不但认真实地考察了夏、殷的礼制,还为此总结了诸如“仁”、“智”、“勇”、“修己安人”、“君子”、“小人”、“直道”、“人能弘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概念和行为准则,这都反映了孔子对“明王”政体的祈盼心情。后继者如荀子、韩非虽然对“禅让“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参见《荀子 • 正论》《韩非子 • 显学、说疑》等篇),但“禅让”说却刻入中国人的记忆里,是任何力量也抹不掉的。五四以后,以顾颉纲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兴起,固然从历史传承上揭示了“禅让”说形成的原因,却没有否定孔子提倡“禅让”说的用心。“禅让”说虽属空想,且有明显的弱点,但它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极为深远。这就是说,从尧舜禹到今天,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谱系是一清二楚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优势。 苏格拉底出身于雅典一个雕刻匠的家庭,母亲是产婆。斯巴达击败雅典后,曾扶植三十僭主维持对雅典的统治,一年后,僣主政权被推翻,此后,雅典即堕入民主政体,议事会成员平庸老旧,不思进取,形成极端民主化恶劣政体。苏格拉底对此很不满意,声称,他是神灵赐予雅典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大马,因为肥壮懒惰了,牛虻叮咬它就是促使它觉醒;这说明苏格拉底所信奉的是一宗新神。他像产婆母亲那样,当一个不收费的“助产”式的义务教师,通过提问启发学生自己产生新见解、新思想,期望他们能起来振兴雅典。苏格拉底的想法,就是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民主政体,展现了对“奴隶制下‘明王’政体的祈盼”。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和孔子的“禅让”说有相似之处。他的教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主政者的注意。他被指控:“违犯律法在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了青年。”(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页)有人揭露说,苏格拉底“的确使得那些和他交往的人轻视现行律法,因为他说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见同上书第8页);还有人指出,苏格拉底说,“一个人做了一城邦的首长,弄得人民越来越少,而且情况越来越坏,这个人毫不自觉羞愧,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坏首长。”(见同上书第13页)经过辩论,他被处以死刑;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出力帮他避难逃走,他却毅然接受判决,在70高龄时以殉道精神喝下毒酒死了。他的死是对“民主政体”的抗议,雅典并没有因处死苏格拉底而振兴起来。他的殉道精神感动了许多后人,也成就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苏格拉底在追求“明王政体”上是作过许多思考和探索的。“不拥护奴隶制”的阿里斯提普斯表示,既不想统治人,也不想奴役人,相信这是“通向幸福的光明大道”。苏格拉底指出,这样的人难得生存于社会,“强有力的人是有办法把弱者当着奴隶看待的“,并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奴役”;奴隶主就是“用挨饿的办法来抑制奴隶的贪食,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防止逃跑。”(同上书第44页)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头用了很大篇幅,记述了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等人讨论“正义”,形成了一个看法:“正义,是一种善的精神状态,快乐;不正义是一种恶的精神状态,不快乐。”“所以,一个正义的精神和一个正义的人会过一种善的生活,而一个不正义的人则会过一种恶的生活。”(《理想国》第35页)城邦需要农民、瓦匠、纺织匠、商人,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城邦还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真正的卫士”要有激情、对知识的热爱、强壮的身体(同上书第58页)。为了使雅典城邦稳定的发展,他们大胆的设想,按“先前的传说方式,编造了一个谎言”:尽管城邦的人“都是兄弟”,“神在塑造时,有的掺进了黄金,他们就是统治者;有的掺进了白银,他们是助手;掺进铁和铜的就是农民和工匠”,这就是城邦主要的“三个阶层”(同上书第100页)。“城邦并非让某个阶层格外幸福,而是为了整个城邦的最大幸福。在我们这样的城邦能找到正义,而在管理最差的城邦是找不到正义”的(同上书第103页)。“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财产并拥有自己的工作”;“三个天然的阶层各司其职,其他状态和条件使城邦自制、勇敢和智慧,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城邦是正义的”(同上书第120~121页)。他们还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政体”和“五种品性”,归纳起来就是两种,“如果由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人来掌权,这就叫王政;如果有多个统治者,这就叫贵族制”,“不论它是一个或多个统治者,他们都不会扰乱城邦的重要法律,因为他们是经过培养和教育的”(同上书第134页)。这个“理想城邦”的主政者应该是“哲学王”。这个“哲学王”,如某些论者指出最可能就是柏拉图。二是为了保持“卫士”纯洁的血统,他们还设想了“共产制”,即卫士实行共妻共子女制,城邦为他们提供住房和生活资料,子女由城邦供养。父母和子女之间互不知情。苏格拉底等人的这番设想,和孔子的“禅让”说,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缺乏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它们纯粹是虚构的“乌托邦”。 正像荀子首先起来批评孔子的“禅让”说一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首先对苏格拉底提出了批评。他说苏格底考虑问题的“前提是不正确的”,他追求“城邦的齐一性”,如果城邦“达到了整齐划一,它将不再是一个城邦了,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而论……那将使城邦毁灭。”“苏格拉底在使孩子变为公共所有之后,他仅仅禁止情人们发生肉欲关系,却又允许父子间或兄弟间相互爱恋、亲昵,这是何等荒谬呢!再没有比这更不光彩的了,即便仅有爱恋也很不光彩。”“因为共有妻室儿女,友爱就会减弱……一言以蔽之,这种法律的结果必定与良好法律所应有的结果相反……友爱乃是城邦最高的善,而且是消除城邦内乱的最佳手段……如果人们公共拥有妇女儿童,友爱就会变得淡漠,父亲理所当然不会说‘我的儿子’,儿子也不会说‘我的父亲’。”“如若妻子共有,而财产私有,那么在男人忙于农活时谁又来料理家务?如若农夫们的财产和妻子都共有那会怎么样呢?……苏格拉底所构想的统治也包含危险性,因为他让同一些人永远统治,这在那些无甚品位的人们中经常会引起事端,在性情刚烈而勇武的战士们中就更会如此。”苏格拉底言论“优雅新鲜”,却非“一切完美无缺”;“不能忽视刚才提到的一点即人数达50000之众,这样多的人无所事事地受人供养,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及其仆从,人数又会翻好几倍,这就得需要一个像巴比伦那样大或其他辽阔地域。设定(理想)时尽可以依照愿望,但对于不可能的事情则千万要避开“。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完全是以冷静说理的方式展开的,所揭示的问题和弊病,都是无法回避的,这不但反映了他的理性分析的文风,还显示了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实态度,这和孔子所倡导的“当仁不让于师”态度也是相似的。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754391.html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网友文章专辑/2013年12月31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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