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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璋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及影响

[日期:2014-10-02]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作者:张胜利 [字体: ]
王佩璋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及影响 受权发布张胜利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10月2日发布; 学术交流网/红学问题评论/2014年10月2日发布 (作者按:本人于2011年起开始撰写“王佩璋与《红楼梦》研究”的系列文章。至2012年4月写出第一篇《红史新篇应有名——王佩璋与<红楼梦>研究》,当年8月改定后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五辑,后授权发表在科学网黄安年的博客上。至2013年10月写出第二篇,即本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4辑。现更正编辑部排序有误的几条注释及个别错字,并委托黄安年老师通过科学网博客和学术交流网发布。 撰写此系列文章之初,笔者已拟出大纲与文章题目八篇。目前其他篇目部分已杀青,部分在撰写中,将集结成书出版。) 内容提要:在曹雪芹卒年的考证研究中,《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对于“壬午说”与“癸未说”两种观点都是重要的论据之一。1947年周汝昌依据《懋斋诗钞》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当时在新红学派内部达成了共识。10年后俞平伯先生的助手王佩璋女士发表了《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文,对《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与研究,动摇了“癸未说”的理论基础,并对之后的曹雪芹卒年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曹雪芹卒年 《懋斋诗钞》 编年研究 王佩璋考证 在1962年红学界开始曹雪芹卒年大讨论之前,俞平伯先生的助手王佩璋女士于1957年发表了《曹雪芹的生卒年》专题红学论文,在将《懋斋诗钞》的影印本与原稿本进行比对考证的基础上,对敦敏《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问题进行了详实的校勘、考证与研究。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之际,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当时的学术背景,对当前及今后的相关研究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学术背景的回顾 一、“癸未说”的面世 自1927年胡适先生提出曹雪芹卒年“壬午说”——“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即1763年二月十二日”1之后,20年间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卒年基本无新观点出现。1947年周汝昌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到了一部《懋斋诗钞》的清抄本,根据对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首所推定的编年时序,提出了卒年新观点:“癸未说”,于当年11月发表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周文首先认定“可以断定这些诗是以作成先后而编排的,并没有错乱”;然后提出:1、《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作于癸未年,因此雪芹在癸未年春还未去世。2、甲戌本的有关脂批“壬午除夕”为批者误记了一年,而“除夕”并不错。3、雪芹生于雍正二年,死时不到四十岁。2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看到文章后主动给周汝昌写信,简要表达了个人的看法:1、“《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2、“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3、“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3周汝昌随后发表了《再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多年后周自述:“此文刊出后,胡先生未答,6月11日却又登出了俞平伯先生的一篇大文《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编者书》。——想来是赵万里先生又向俞邀稿,请他对周、胡二人的讨论发表看法。”4俞文约千余字,起首便说:“我没有新的材料,也不能有所发挥”。接着对曹雪芹的生卒年谈了三个问题:1、否定了自己在《红楼梦辨》里列的年表。2、肯定了周文对曹雪芹卒年的新推定。3、关于曹雪芹的生年、年寿和“赶繁华”的问题,同意胡适的观点。5当天周又写了一篇长文,但胡、俞没有再回应。至1948年底胡适离京,新红学派内部发生的第一次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讨论,在卒年问题上暂时统一在周汝昌依据《懋斋诗钞》推定的“癸未除夕”。 二、数年后的微妙变化 5年后,随着《红楼梦新证》的问世,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中单列出一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在此章开篇的第167页先举了胡适对卒年的考证结论:“胡适的说法,中经修改;过去的就不用赘叙,单说最后的‘定论’,是曹雪芹的生于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而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得年四十五岁。他定雪芹卒年,似有所依据,因为甲戌本卷一正文开始时有一条脂批,……壬午便是乾隆二十七年。”6本文在征引这段话时,需要先为胡适申辨一下:胡适在1953年之前关于卒年最后的“定论”,应为1948年他公开表示同意的、周汝昌提出的“癸未说”。胡适自1948年至1961年正式返回“壬午说”的13年间,始终维持“癸未说”的观点。7周文接下来说:“我发现了敦敏的《懋斋诗钞》后,就又出来新证据。敦敏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癸未春天有一首《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此处并未交代“癸未”纪年的来源与依据。该书直到第435页“史料编年”一章,才在此诗后用括号注明:“(按此诗前三首题下注‘癸未’)”。8 《红楼梦新证》1953年9月出版后,俞平伯从中得知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的写作时间推定的由来。俞在1953年12月19日发表的《<红楼梦>简说》一文中,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采用了“壬午说”:“他生于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癸卯),死于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得年四十。”9俞平伯1954年初发表的《曹雪芹卒于一七六三年》一文结尾为:“因此我主张依据‘脂评’,说曹雪芹卒于一七六三年;再用敦诚的诗‘四十年华’往上推,即生于一七二三年。”10 1954年3月俞平伯看到作家出版社新版《红楼梦》之后发表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首先指出了作家出版社的文字表述不确;然后对“癸未说”正面提出了质疑,重新确认了“壬午说”。11 1948年俞平伯应赵万里之邀而写的短文,是附和胡适的修正观点表示同意“癸未说”的,是否5年后俞先生忘记了呢?查《俞平伯论红楼梦》,俞发表于1953年6月5日的《<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一文,在核查哪一年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时,提到了曹雪芹的生卒与年寿:“试从清雍正元年查到乾隆二十八年(一七二三——六三)共四十一年,约相当,且或超过了曹雪芹的一生。”文后有注:“据过录甲戌本脂评《红楼梦》所载甲午本(此‘本’字似应为‘年’字——笔者注)的批,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近人周汝昌君又有死于第二年癸未之说,所以这里多算了一年。12”从正文与注释中均可看出,俞平伯在1953年的上半年时还是认同周的“癸未说”的,并在相关考证时予以采用。 1953年12月之后俞平伯放弃“癸未说”的原因,一是周汝昌1953年9月在《红楼梦新证》中关于曹雪芹卒年所举的“胡适的最后定论”为“壬午说”,那么作为1948年被动附和胡的俞平伯,是否还有必要再坚持“癸未说”呢?二是周1947年发表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文中,仅在《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后自述“以上一诗属于癸未年”,并无说明确切依据;至《红楼梦新证》中在“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一章仍未说明;直到“史料编年”一章才用了一个括号注明:“(按此诗前三首题下注‘癸未’)”。故此俞在《曹雪芹的卒年》一文中提出:“不过周君所据前三首虽题癸未,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一首并未题癸未,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诗错编在这里呢?”13 俞平伯这几篇力主“壬午说”的文章连续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与反响。如曾次亮于1954年4月发表《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14为“癸未说”提供了新证据。1954年5月刘舟的《谈<红楼梦>》15与同年下半年吴恩裕《曹雪芹的生平》16文中均采用了“壬午除夕”说。1954年3月刘大杰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17中提到曹卒于1763年除夕,“正当四十左右的壮年”。1955年王利器的《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18文中提到卒年的三处均表述为1763年。 俞平伯自1953年《红楼梦新证》初版后仍主“壬午说”及引起的反响,不但启动了建国后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也启发了王佩璋对《懋斋诗钞》编年时序的考证与研究。 王佩璋的“编年考证” 一、俞平伯的质疑与王佩璋的紧密配合 既然曹雪芹卒年“癸未说”主要是依据《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编年时序提出的,那么质疑者便不能绕过这一点。俞平伯在1954年初发表的《曹雪芹卒于一七六三年》一文中便提出:“本诗即不题年月,安见得不是错编在癸未年的诗后面呢?”在同年3月发表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中,俞再次对《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提出了质疑:“《懋斋诗钞》的编次虽大致依年份,但有时不很精确也是常事。” 与此同时王佩璋针对作家出版社写了《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也对“癸未说”提出质疑:“首先是《关于本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与他的旗籍都有错误(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应该还是内务府汉军旗),这大概是根据周汝昌君的《红楼梦新证》。”19至1955年作家出版社再版的《红楼梦》中,“关于本书的作者”对曹雪芹的卒年表述修改为:“他卒于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说卒于一七六四年的二月一日(二十八年癸未除夕)。” 二、吴恩裕的发现与跋文 1954年夏,吴恩裕先生在《八旗艺文编目》著者恩华的家里,发现了一部不同于燕京大学藏本的《懋斋诗钞》手抄稿本。应文学古籍刊行社准备影印出版此稿本之邀,1954年12月吴恩裕为此写了一篇跋文:《<懋斋诗钞>稿本考》。至1955年9月《懋斋诗钞》影印本出版时出版社又不用了,故1958年吴恩裕将该文收入其《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文中的结论主要有:1、由四条证据得出“我认为《诗钞》是敦敏誊清的手稿”。2、由纸色判断稿本为“当时乾隆抄本”。3、“《诗钞》并没有包括敦敏所有的诗,是残本”。4、简要介绍了题识、小序与藏主。5、“可知《诗钞》还是另一个真正选本所根据的底稿本”。6、指出了燕野顽民所说起讫年代的问题。文中披露:“据我看到的原稿本《诗钞》,‘癸未夏,长日如年’句中的‘癸未’二字是后贴上去的,原来本作‘庚辰夏’”。 7、“我们细检《诗钞》,编年次季,大体不差”。当时吴恩裕在跋文中并未对《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进行具体的考证。20至1962年,吴恩裕发表了3篇文章论证《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此是后话。 三、王佩璋首作“编年考证” 1955年《懋斋诗钞》影印本出版后,经历了“批俞论红”运动的洗礼继续进行红学研究的王佩璋,首次对《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进行了考证。《文学研究集刊》1957年5月第五辑发表了王的《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21一组3篇红学论文。实则这几篇论文应为王在1957年1月或1956年底之前写出的,因《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的“停刊启事”写于1957年1月20日。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大背景下,红学界出现了难得的“早春天气”,22王的这组论文应运而生。 在这组论文的首篇《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文中,王佩璋以主要篇幅考证研究了《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问题及与曹雪芹卒年的关系。王文首先列举当时对卒年的两种看法:俞平伯主张的“壬午除夕”说,周汝昌与曾次亮主张的“癸未除夕”说。王将两说各自的论据逐一分析后总结为:“于是主要关键就在于《懋斋诗钞》上这首《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了。……要知道这诗是否作于癸未,就需要查明《懋斋诗钞》是否‘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王佩璋考证《懋斋诗钞》编年问题的第一步,是将影印本上可以看出时序的诗排列了一个时序表,得出:由表可以看出,明标年月的只有影印本第15页《东郊清明》诗题下注“已下己卯”,与影印本第90页《古刹小憩》诗题下注“癸未”;其他“庚辰除夕”、“辛巳上元”、“甲申十月”都只是由诗题或诗注中的话推出来的。“这使我对诗钞‘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的说法发生了怀疑。”“于是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懋斋诗钞》的原本。” 王佩璋用原稿本复核影印本的结果,发现《懋斋诗钞》原稿本是一个残本,并被后人剪贴挖改过,以下几种情形在影印本上已看不出来:1. 粘接。诗钞封面原有的书名签已被撕去;燕野顽民的题识被剪贴在封面内页。2. 留空和缺页。影印本将原本上的半页白纸省略删去共有12处,造成两页之间文字不接。3. 贴改。序文与诗文中都有多处。贴改的字迹有与原抄相同的,也有很显然不同的。文中特别指出:“那首《古刹小憩》诗题下注之‘癸未’也是后人贴补的,字迹与贴改序文之字迹同,原年月之字已挖去不可见”。4. 文字残缺。原本被挖去的字与残字在影印本中均不见了;也有原本并不缺而影印本竟然不见的。5. 错装。除上述情形外还有装订的错误:“把文字相连的两页中间错装上不相干的一页。……影印本竟把诗题搬了家,于是就变成无缝天衣了。” 王文结尾总结为:“敦敏自序之‘庚辰夏’、‘两年间’被粘改成了‘癸未夏’、‘数年间’;《古刹小憩》诗题下注被挖改成‘癸未’;《东皋集》下起讫之年也被挖去。所以诗的时序颠倒紊乱如时序表所示,所包括的诗的年月也与原序文不合(与挖改后的序文也不合)。”“总之,《懋斋诗钞》原是一个残本,后来又被后人剪贴挖改过的,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因之诗钞‘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之前第三首诗题下虽注“癸未”也不能证明这诗是癸未所作,何况这“癸未”还至少是一八〇二年之后挖改的!所以曹雪芹的卒年还是以卒于壬午之说较为可信。” 王文对曾次亮有关“时宪历”的考证也给予了回应:“至于这首诗如曾次亮先生所言不适合作于壬午,这可能是对的;但这对雪芹卒于壬午并无影响,因为这首诗虽不作于癸未,也不必一定作于壬午,可能作于壬午以前如己卯、庚辰、辛巳等年。” 王的结论将“壬午”与“癸未”两个年份的判断题扩展为两个年份以上的多题选择题。此思路对后研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详见下文)。 在刚刚经历过一场“龙卷风”的特定的历史年代,虽然红学界出现了难得的“早春天气”,但当时红学资料匮乏,研究人员稀缺。王佩璋能取得以上成就,与她数年来从事版本校勘工作打下的基础分不开。1953年王从北大分入文学研究所,即协助俞平伯作《红楼梦》的首次脂本汇校工作,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校字记》;1954年初王发表的首篇红学论文《新版<红楼梦>校评》,即为程乙本与亚东本的校勘论文;写于同时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23通过对程甲、程乙本的校勘,提出了续作者“非高非曹”的见解;1957年王发表的《〈红楼梦甲辰本〉琐谈》(为《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组文之一),则是对甲辰本的第一篇校勘、考证专论。因此王佩璋在校勘、考证《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时能做到把握全局、细致深入。 四、王佩璋“编年考证”的不足 将《懋斋诗钞》影印本与原底本详细比对进行全面考证者,王佩璋为第一人。今天看来,王的考证工作因历史的局限与当时资料的匮乏,难免存在某些不足或疏漏之处。 1.文字表述不够确切。如《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文第224页中:“那首《古刹小憩》诗题下注之‘癸未’也是后人贴补的”;至该文第225页则为:“《古刹小憩》诗题下注被挖改成‘癸未’”。这至关重要的“癸未”二字,究竟是“贴补”还是“挖改”?文中的表述不够确切。这一点虽然给后人留下了更大的研究空间,但同时也对后研者造成了概念上的不确定性与研究思路的多向性。2. 文中对影印本与原本不相符的情况谈的不够全面;一部分只是提出了疑问,并未进一步全面论证。3. 最重要的一点:周汝昌据以推定卒年新观点的那部《懋斋诗钞》是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的一个清代手抄本,现存美国哈佛大学;而影印本所据的吴恩裕1954年发现的手稿本现藏国家图书馆。这两个抄本都有哪些异文?之间关系如何?至今都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当时王佩璋没有条件看到哈佛藏本,因此,王佩璋当年研究《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只能依据对国图藏本及其影印本的校勘与考证。在这一点上王的考证研究无疑存在着遗憾与不足。 “大会战”与周汝昌的辩驳 一、缺席的“大会战” 1957年王佩璋从《懋斋诗钞》的编年研究角度质疑“癸未说”的文章发表后,至1962年的数年间,涉及到曹雪芹卒年的文章大多均采“壬午说”。如:同时期发表的何其芳的《论<红楼梦>》中卒年采“壬午”说,并在注中提到王佩璋的编年考证。24 1958年俞、王合作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正式出版,序言中再次明确卒年“壬午说”:“他大约生于一七一五年(?),死于一七六三年,即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文后注中并对《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写作年代提出质疑。25 1959年赵冈先生在《大陆杂志》发表《有关曹雪芹的两件事》一文,也对《懋斋诗钞》的编年提出质疑,支持“壬午说”。261961年,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明确表示:“但近年那本《懋斋诗钞》影印出来了,我看那残本里的诗,不像是严格依年月编次的;……所以我现在回到甲戌本的记载,主张雪芹死在‘壬午除夕’”。27 自1962年3月起,为确定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日,大陆红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大会战”。“会战”由吴恩裕的《曹雪芹的卒年问题》拉开序幕。吴文指出《懋斋诗钞》“是比较严格编年次季的”,由此力挺“癸未说”。28紧接着周绍良、陈毓罴、吴世昌、邓允建(邓绍基)、刘世德、周汝昌、朱南铣、曾次亮等考证派红学的专家相继参加了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大讨论。综观这次参加大讨论的专家队伍,与之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俞平伯经过运动后暂时离开了红学;何其芳自1959年起负责文学研究所的全面工作,政务繁忙,已无暇撰写红学论文;王佩璋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倾言论”,精神受到打击,1958年下放工厂劳动,1960年初被开除公职。而远在台湾的胡适1961年返回“壬午说”后,却猝死在大讨论的前夕。刘世德先生当年总结卒年讨论时,称1928年至1947年为第一阶段,建国初期为第二阶段,1962年后为第三阶段,29还是很有见地的。 在“第三阶段”的论战中,“第二阶段”的主将大部分都不见了。虽然两个阶段之间失去了研究者之间应有的必然衔接,但继往开来力主“壬午说”的考证专家的主力,仍然是文学研究所的“大将”——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另一位主将为周绍良)。而力主“癸未说”的专家,在当时却是清一色的所外学者,其主力时称“二吴一周”: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其中有两位之后被聘为社科院的研究员)。细查参与“第三阶段”讨论的考证专家们,尽管双方在论战中均频繁采用“第二阶段”的考证成果(如《诗钞》的编年研究等),却都很少提到“第二阶段”的考证学者。只有周汝昌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从1953年的分歧入手正面反驳了胡、俞、王三位,其中《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占首要位置。 二、周汝昌的辩驳 周汝昌参与“大会战”的首篇文章《曹雪芹卒年辨》(上、下),于1962年5月连载于上海的《文汇报》。在此之前已有至少6位专家发表了互相辩驳的论文,但只有周文单刀直入地直指胡、俞、王:“‘壬午说’自一九二八年胡适立说,多年无人异议。一九四七年,我提出‘癸未说’。到一九五四年,俞平伯先生首次撰文反驳‘癸未说’,主‘壬午’。一九五七年,王佩璋先生继俞先生之后,对‘癸未说’续加驳难。一九五八年俞先生重申己说。”文中并提到胡适一九六一年返回“壬午”旧说之事。30 周文上半部的标题为“驳‘壬午说’十论点”,其中有7条是驳胡、俞、王的。从《懋斋诗钞》编年问题进行辩驳的共4条,其中重点两条即驳王佩璋对《懋斋诗钞》的考证,占了整6页的篇幅。从文中可以看出周汝昌是认真、反复读了王佩璋的考证文章后,给予条分缕析的、逐条辩驳的。周文中也有对王文的某个方面表示同意的,如:“和‘颠倒紊乱’牵扯得上的,只有她所举的最后一项‘错装’。……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若不是她这样细心揭破这个谜,我险些也被影印本给骗了——而这一点,关系着研究‘编年’的问题,十分重要。”在此前发表的6篇论文中,都未如此详细地提到王佩璋对编年的考证。 时过境迁。如果说周汝昌在1962年的“大会战”中针对胡、俞、王的辩驳还算是客观、平和的话,那么14年后在《红楼梦新证》1976年的增订版中,周对俞、王及文学研究所的“卒年”研究,从解放前至“大会战”进行了一次总清算。31从增订版的增文中可以读出周的态度、语气与大讨论时已迥然不同,很明显是指责王佩璋在配合其师发难;同时也可读出当年王的编年考证给周造成了何等的重创。遗憾的是,在《红楼梦新证》1976年增订版出版的十年前王佩璋已离开人世。 王佩璋“编年考证”的影响 王佩璋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与不幸的遭遇,未能参与1962年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大讨论,未能为其恩师力主的“壬午说”再助一臂之力。她当年对《懋斋诗钞》编年问题的校勘考证,却为没有机会看到国图藏原稿本的学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使大家对这部重要的文献得以了解与认识,并影响了之后有关曹雪芹卒年的研究,至今余绪不绝。 1.、独立思考,不轻信正式出版的影印本 1955年《懋斋诗钞》影印本出版后,王佩璋亲自到图书馆查验影印本的原稿本,并进行了详细比对校勘和考证研究。之后研究《懋斋诗钞》编年问题的学者,大多都经过了两本或多本比对考证的过程,均有重要发现。如陈毓罴很可能看到了国图藏的《懋斋诗钞》稿本,与影印本进行了比对后发现了王佩璋考证的某些疏漏之处。32上世纪70年代赵冈与余英时均在美看到了哈佛藏的《懋斋诗钞》清抄本。赵冈比对国图本与哈佛本后,据此理出了《懋斋诗钞》流传的大致经过,得出“从这几个当事人的关系看来,后者是直接从前者过录而得”;33而余英时将哈佛本与影印本进行了比对后,则根据两本的异文得出“清抄本的祖本比影印本要早”的看法。34周汝昌比对哈佛本与国图本的结果为“我初次得见的《懋斋诗钞》是个清钞本,……迨后又见到了原底稿本——圈选以备付刻的底本”,认为清钞本的“原底稿本”为国图藏本。35吴世昌也看到了国图藏的《懋斋诗钞》,称之为“旧抄本”;经与影印本比对后吴批驳了陈毓罴考证的数处观点,并充分肯定了国图藏本的版本价值。36 2.、严谨审慎,没有确切证据不轻下结论 王佩璋在考证中对于证据不足难以确定的问题,一般都予以存疑而不轻易下结论。如在仔细检查了稿本的挖补粘接情况后,文中说“至于何人所挖补粘接、其根据是什么、一共经过几次挖补粘接就都不可知了”。对《古刹小憩》题注下的挖改,王只是提出与《东皋集》自序中的两处贴改“字迹同,应系同时所改”,并未主观推测挖去的原是何年月干支。对曾次亮关于“时宪历”的研究,王认为可能是对的。王对曹雪芹卒年下结论时审慎地说:“所以曹雪芹的卒年还是以卒于壬午之说较为可信”。 3.、王的研究思路对后人的启发 王佩璋1957年发表的《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文,是继其师俞平伯对“癸未说”质疑数年后的继续深入研究。俞平伯1954年在《曹雪芹的卒年》一文中提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一首并未题癸未,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诗错编在这里呢?”正是俞的质疑启发并支持着王对《懋斋诗钞》编年的考证与研究,但王研究的结论并未直接解决其师的疑问,而是体现了个人的独立思考。王对《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结论为:“这首诗虽不作于癸未,也不必一定作于壬午,可能作于壬午以前如己卯、庚辰、辛巳等年。” 王佩璋这一独立思考的结果,无疑对之后部分人研究《懋斋诗钞》编年问题的思路有所启发,直接体现的便是1962年的大讨论。如:周绍良在大讨论中认为:“至于《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年份也不一定非壬午不可。”37陈毓罴在大讨论中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则提出:“《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过去我曾存疑,这次经过研究,我推断它写于庚辰而不是癸未。”38邓允建也推测被挖改的两个字可能是“庚辰”。39此观点又波及到之后的《懋斋诗钞》研究中。如:上世纪70年代赵冈在《<懋斋诗钞>的流传》文中提出“在燕野顽民以后,另有人得到这部东皋记(应为《东皋集》——笔者注),以及敦敏在庚辰以后的诗,才将它们合并一起,成为较完整的《懋斋诗钞》,并且挖改了两处‘庚辰’字样,补上‘癸未’字样。”40近年又出现了《小诗代简》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月的看法等。41当然,后人的观点完全可能为个人独立研究的成果,但却在客观上比较全面地阐发了王佩璋当年的思路。 4、波及海外的影响 王佩璋对《懋斋诗钞》编年问题的专题考证,在1962年的曹雪芹卒年“会战”及之后的大陆红学界尽管很少被提到,却在海外红学界引起了连续的反响。以下为笔者读到的部分文献: 吴世昌先生于1962年4月“大会战”开始时,在英国接到《文学遗产》约稿,当年5月于英国牛津大学写出《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文中提到王佩璋对《懋斋诗钞》编年的考证,并认为:“后来胡适在其重印十六回残本《脂评石头记》的跋文中,对雪芹卒年的说法,作第三次的反复,又说他卒于‘壬午’除夕,即袭用王氏误说,并没有什么新证据。”42 1966年,台湾学者翁同文在《补论脂砚斋为曹颙遗腹子说》中谈到曹雪芹的卒年时有文:“可是《懋斋诗钞》影印本出版后,大家皆知该集中之诗并非严格编年,……其中以王佩璋《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一文辨析最详。”43 1970年,台湾学者严冬阳在《曹雪芹生平新考》文中说:“对癸未持异议者,有俞平伯及其助理王佩璋,王曾到图书馆查阅《懋斋诗钞》的原真本,以核对影印本,有一专文详述,使我们只见影本的人,知道影印本的一些缺点,以及真本的面貌。”44 1972年美籍学者赵冈在《<懋斋诗钞>的流传》及《曹雪芹病逝西郊》等文中,多次提到王的编年考证。如:“王佩璋首先致力于此项工作,陈毓罴和邓允建也按这个方向努力。”“从王佩璋的《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它》一文开始,壬午论的战略就是集中火力攻坚。”45 1979年香港学者梅节在《曹雪芹卒年新考》中提到王佩璋的编年考证,同样认为王影响了胡适最终返回“壬午说”:“只是后来经过王佩璋的考察,对《懋斋诗钞》的编年提出疑问,他才比较放心地又回到‘壬午说’去。”462009年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杨启樵在《<懋斋诗钞>与曹雪芹卒年》一文中,以近300字的篇幅简介了王的编年考证。47 海外红学界对王佩璋《懋斋诗钞》编年考证的反响,一方面与当时大陆的特定政治、历史原因有关,另一方面是否也反映了海外学者研究方法的客观与求实? 5、红学史著的评价 最早客观评价王佩璋编年研究的是刘世德先生,其《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将王佩璋列为卒年讨论“第二阶段”的重要研究者。48刘梦溪的《红楼梦新论》与《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均提到王对“卒年”与“编年”的研究。49进入本世纪以来王佩璋的红学研究出现在数部重要的红学史专著中。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将王佩璋作为继俞平伯之后较早质疑“癸未说”的研究者,用了近千字来介绍王的编年研究,同时给予客观的评价。50李广柏在《红学史》中指出“关于《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王佩璋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并给以较详的介绍。51 余言 自胡适1921年首倡对曹雪芹的生卒年考证研究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其间一大批致力于作者生卒年研究的考证派学者,如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王利器、周绍良、吴世昌、吴恩裕、王佩璋、陈毓罴、邓绍基、曾次亮、朱南铣、周汝昌等,已先后离世,但他们当年倾力研讨曹雪芹生卒年的学术成果已载入史册。其中将《懋斋诗钞》的影印本与原稿本进行比对考证,王佩璋是首倡者。放在当时具体的学术环境中看,王的考证研究并非独立的个别现象,而是与“新红学派”的重要学者与学术成果相互关联的。在《红楼梦》作者生卒年的研究史中,《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只是考证卒年的重要依据之一,并非全部证据;即使确认了《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也并不能据此确定曹雪芹的卒年时间。52但王佩璋对《懋斋诗钞》的编年考证却是整个研究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面对诸多先行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如何总结与借鉴,如何对以往的研究方法与路径进行检讨与反思,理顺观念,认准方向,使《红楼梦》作者的生卒年研究向纵深开展,尽早得出确切、客观的,能使多数《红楼梦》读者接受的结论,以告慰我们挚爱的曹雪芹与新红学考证派的先行者。 2013年10月13日初稿 2013年11月25日二稿 2014年 4月3日改定 注释: 1327宋广波 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第206、289、447页。 24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9页、53—59页。 5910111213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366、611、677、839、605、841页。 68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167、435页。该书168页有文:“我曾把这个结论写成一个小文,发表在报纸上;连胡适也没奈何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承认这个推论。”至1976年的《红楼梦新证》增订版中,这段文字被删去。 7赵 冈、 陈钟毅《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有文:“很久以前,我们与胡适之先生通信讨论此事,胡先生表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看法,而接受周汝昌的癸未论。” 14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五期,1954年4月26日。 15刘 舟《谈<红楼梦>》,《广州日报》“副刊”,1954年5月11日。 16吴恩裕《曹雪芹的生平》,香港《大公报》“新野”,1954年8月12—9月30日。 17刘大杰《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解放日报》1954年3月7日。 18王利器《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9页。 19王佩璋《新版<红楼梦>校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二期,1954年3月15日。 20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53页。 21王佩璋《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文学研究集刊》,第五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7—227页。以下所引该文不再注。 22董志新《难得的红学“早春天气”》,《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3期,第57页。 23王佩璋《<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2月3日。 24何其芳:《论<红楼梦>》,《文学研究集刊》第五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页。 25曹雪芹著, 俞平伯校 、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6赵 冈《有关曹雪芹的两件事》,《大陆杂志》1959年第19卷第6期。 28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光明日报》“东风”,1962年3月10日。 29陈毓罴、 刘世德 、邓绍基《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241页。 30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文汇报》1962年5月4、5、6日。 3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78—179页:“作家出版社重订《红楼梦》,卷端介绍作者时,在生卒年上采用了拙说。俞先生对此似乎很不满,就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学遗产创刊号上(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发难,登出《曹雪芹的卒年》一文,批评‘周君标新立异’。又隔半月,和俞先生紧密合作的王佩璋先生又在同刊第三期上发表《新版<红楼梦>校评》,在对作家出版社新版严厉批评时,再进一步,指责出版社采用拙说‘发生了不良影响’(并无具体论证理由)。于是该出版社公开检讨版本时,连拙说也成为‘错误’而被检讨在内。 ……不过我也要说明,王佩璋氏的论点,我是不敢苟同的。所惜者我没有机会对它发表意见,无法就其歪曲史料、强词夺理的手法加以揭橥。” 3238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18期,1962年6月10日。 3340赵 冈 陈钟毅《<懋斋诗钞>的流传》,《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5页。文中有:“我曾经详细对校这两部诗钞。” 34余英时《<懋斋诗钞>中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两首诗考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35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73—174页。 3642吴世昌:《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新建设》1963年6月号。 37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文汇报》1962年3月14日。 39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18期,1962年6月10日。 41童力群《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底》,《衡水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43翁同文《补论脂砚斋为曹颙遗腹子说》,胡文彬、周雷《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615页。 44严冬阳《曹雪芹生平新考》,胡文彬、 周雷《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45赵 冈、 陈钟毅《曹雪芹病逝西郊》,《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9页。 46梅 节《曹雪芹卒年新考》,《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第35页。 47杨启樵《<懋斋诗钞>与曹雪芹卒年》,《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48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 49刘梦溪《红楼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7页。《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50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346—347页。 51李广柏《红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479页。 52如:胡适《跋〈红楼梦书录〉》(补记):“敦敏的《代简》诗即使是‘癸未’二月作的,也未必即能证实雪芹之死不在‘壬午除夕’。”(见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王佩璋《曹雪芹的生卒年.》:“这首诗如曾次亮先生所言不适合作于壬午,这可能是对的;但这对雪芹卒于壬午并无影响。”赵冈、 陈钟毅《红楼梦新探》第57页:“即令《小诗代简》是作于癸未2月中旬,上距壬午除夕不过一个多月,会不会是敦氏兄弟尚不知道雪芹已去世?”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83-184页:“无论‘古刹’下‘癸未’两字的贴补是怎样来的,总之,自《古刹小憩》以下的诗大体上应属癸未的作品,但是这种大体的编年并不能排除有偶然误编的可能性。《小诗代简》既与《饮集敬亭松堂》一诗完全无涉,它当然也有可能是壬午之作而误编入癸未年之内的。……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曹雪芹卒于癸未。”甄治国《<懋斋诗钞>编年研究》:“《小诗代简》作于癸未并不能证明癸未说之正确。……时雪芹逝世已整整两个月,而敦敏、敦诚皆不知晓。”(《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4期 第40页)冯其庸《重论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确是‘癸未’,这一点没有错。但问题是《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没有回音,毫无消息”,“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他是否已不在人世了。”(《解梦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277页)沈治钧《再议<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编年》:“从逻辑上讲,纵使《小诗代简》写于癸未,也无碍于卒年壬午说的成立。”(《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一辑) (本文作者:河南新乡红学会新乡市平原路331号 邮编:453003)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832446.html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红学问题评论/2014年10月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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