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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友忠著《红楼梦后续作者考释》提要

[日期:2014-10-13]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作者:黄安年辑 [字体: ]
唐友忠著《红楼梦后续作者考释》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10月13日发布; 学术交流网/学术图书提要/2014年10月13日发布 书名: 红楼梦后续作者考释 作者 唐友忠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劲松 责任校对: 潘传兵 责任印刷: 周欣 印刷装订: 长沙泽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X 1092 1/16 字数: 350千字 印张: 28.75 版次: 2014年9月第一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78.00元 页数: 442页 ISBN: 978-7-5059-9009-8 感谢唐友忠先生赠书并提供下述内容: 作者简介 唐友忠,1941年3月生,湖南省新化县人。196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职于新化十一中、新化一中、新化师范和冷水江师范,系高级语文教师。毕生从事语文教学和语言学、红学的研究,先后在《红楼梦学刊》、《汉语学习》、《修辞学习》等全国一级刊物和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还为著名作家魏巍、红学大师冯其庸、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刘梦溪、郑颐寿等十多位名家学者的著作做过校阅,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历经二十六个春秋,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红学专著《红楼梦后续作者考释》,得到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胡文彬、吕启祥等的好评。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考证《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的专著,是凝聚作者二十六年心血的精心之作。 全书分为语音、文字、词类、短语、语法和修辞等六章。作者运用数理语言学,对《红》著中大量的考察对象做了精确统计,并辅之以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的论析,还运用了语言学、风格学、文章学、心理学乃至哲学、逻辑学、信息学等学科的理论,对《红楼梦》后四十回著作权这一红学史上的最大难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科学论证,其结论是: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也不是胡适所考证出的高鹗所续,后续者是一位熟悉北方语言的文人,但又是一个语言不甚丰富,文学功底不甚深厚,文辞缺乏神韵,博物学知识极其贫乏的人,而且还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先生。 作者自始至终以《红楼梦》的语言作为判定其作者归属的标准,运用数理语言学的方法,将前后两部的考察对象进行对比。如“丫头”“丫鬟”本为同一类女孩,“丫头”,前后两部的频率十分接近,但“丫鬟”的前后用例之比为221∶6,前部频率为后部的十八倍之多。“一语未了”,用例是40次,为前八十回所独出,而语气词“吗”,达74次之多,却为后四十回所独现。前后用语频率如此悬殊,足见前后作者用语习惯之迥异。 本书还从同义词、语体风格和写作手法等方面进行对比。例如“生日”的同义词,前八十回就有“寿日、寿辰、千秋、生辰、芳辰、芳诞、寿诞、圣诞、华诞”等九个,后四十回则只有“生辰”一词。又如第八十一回的“四美钓鱼”,为许多红学家所称道,但与第三十八回“黛玉钓鱼”比较,语体风格迥然有别:文言词,“黛玉钓鱼”有十个,“四美钓鱼”仅两个;书面语,前部有十个,后部仅有一个;前部无一处儿化,后部却有五处。前部写黛玉钓鱼,一语带过;后部写四美钓鱼,却十分详尽。前者所用手法是虚写,后者却是实写。 本书不仅对红学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大学和中学语文教师指导学生习作,帮助广大学生增加词汇量(仅第三、四章就有同义词约1100条),学习修辞知识(论析了六十种修辞格),提高写作水平,均将有所裨益。 此书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红学大师冯其庸先生题签,红学大家胡文彬先生作序,著名画家谭凤环绘制封面插图。冯其老、胡文彬先生和吕启祥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对本书的论证方法和所得结论,均予以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 序 胡文彬 《红楼梦》八十回后的作者究竟是谁,一直是红学界争论不休的大问题,又是至今尚无明确答案的困难问题。 1921年7月,新红学的创建者胡适曾在他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中提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并斩钉截铁地肯定:“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然而,胡适的文章发表不久即受到了质疑。1935年5月,宋孔显在《青年界》上撰文,直截了当地提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为曹雪芹作。”自此,百家争鸣,烽烟四起,论文专著竞相迭出,蔚为红学大观。 时至20世纪90年代后,红学研究者再次将《红楼梦》后四十回著作权问题提出来讨论,先后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熊立杨著《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辩证》、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王海平著《红楼梦考论》(上下篇)、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胡文炜著《〈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这三部专著堪称这一时期有关《红楼梦》后四十回著作权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至于单篇论文,在百篇以上,难以一一列举。 恰在此时,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和语言学、红学研究的唐友忠先生历经二十六个寒暑,完成了他的五十余万字红学专著《红楼梦后续作者考释》,并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在即将付梓问世的著作中,友忠先生运用“数理统计”、“对比论证”的方法,以“语音辩证”、“文字论析”、“词类辨析”、“短语考释”、“语法考析”、“修辞论证”六章的篇幅(用例总量达50650余次,引证例文5460余例),详尽地论证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其结论是:“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也不是胡适所考证出的高鹗”所续。在本书最后的“结论”中,他推测道:“后续者是一位熟悉北方语言的文人,但又是一个语言不甚丰富,文学功底不甚深厚,文辞缺乏神韵,博物学知识极为贫乏的人,而且还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先生。”毫无疑问,友忠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带给我们新的认识和思考。对此,我与广大读者将以崇敬的心情予以殷切的期待。 我与友忠先生是以书信相交相识,至今仍是缘悭一面。三年前,我读到友忠先生寄来的部分书稿,后来又陆续读到本书中的“引言”“结论”“后记”三篇重要文字,使我对友忠先生的研究经历和写作本书的艰辛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和认识。今次遵嘱握笔写此序文,再次从头阅读书稿时,我深为作者笃实为学、默默耕耘的精神所感动。有感于此,我愿借写此序的机会向友忠先生表达自己的感佩之意和祝贺之情。 一、在誉为“红楼夺目红”的时代里,一个人喜爱《红楼梦》或写几篇评《红》的文章并不难,也不罕见。难得的是友忠先生能甘于寂寞,甘于清苦,执着地走进《红楼梦》,潜心于文本,研究它的全部,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感悟红楼,感悟人生。友忠先生从在校读书到走上讲坛执教,仍然心系《红楼梦》,数十年如一日,这种“千古情人独我痴”的情怀,实属难得可贵,也是我所敬仰并为之序的原因之一。 二、《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之作,身为红学研究者始终应该牢记,“立足文本”是治学的基础。友忠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明确说道:“我们以为,要确证后四十回作者问题,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必须认真、仔细、反复地阅读《红楼梦》文本,一定要一字一句地看,逐行逐页地读,而不是一目十行,浮光掠影地翻阅;二、要有系统的语言学知识,对语音、文字、语法、修辞等学科都要有相当的研究;三、对语言文字,要有敏感的神经,对不同风格的语体,要有敏锐的触角。而最后这一点,至为重要。”我不敢说友忠先生这三条“原则”就是解读全部《红楼梦》中各种难题的金钥匙,也不能说他运用这三条“原则”所得出的全部结论都天衣无缝,但我敢说这“必须认真、仔细、反复地阅读《红楼梦》文本”是治《红》者起码应该做到的要求。 细读书稿,我觉得友忠先生是按着自己的“三原则”进行研究的。他在列举相关异文后指出:“后四十回的笔调与前八十回的不同,不是一部分,而是后四十回全部;也不是‘不大相同’,而是大不相同,或者是完全不同。前八十回的文体风格是绚烂体,后四十回则是平淡体;前者是书面语,后者却几乎是口语。”作者做了大量例证对比,这种治学态度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三、红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促进了百年红学的发展和繁荣。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艺术上的优劣和著作权究属何人的讨论中,倡导百家争鸣,鼓励多元性方法研究,我以为总比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思维定势要好。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友忠先生的新著《红楼梦后续作者考释》具有开拓精神。当然,其最终结论是否为大家所接受,还有待考验。但我相信友忠先生的新著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数理统计”、“对比论证”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未来的讨论将会更深入,更精彩,更富有学术上的探讨意义。倘如是,我想友忠先生也就不枉此生付出的辛劳了! 2013年是个红学年。为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红学界、曹学界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各种纪念活动。恰逢此时,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此书,为这场纪念活动增辉添彩,向曹雪芹献了一份厚礼! 是为序。 癸巳端午节后二日于 京华饮水堂之东窗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从语音辨证《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第一节谐音 第二节叠音词 第三节拟声词 第四节“啊”的变读 第五节儿化 第二章从文字论析《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第一节文言虚字 第二节生僻字 第三节不雅字 第三章从词类辨析《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第一节名词 第二节动词 第三节形容词 第四节数词 第五节代词 第六节副词 第七节介词 第八节连词 第九节语助词 第四章从短语考释《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四字短语(上)–––义类分类 第一节语言 第二节人际 第三节空间 第四节时间 第五节运动 第六节嵌数 四字短语(下)–––百科分类 第一节饮食 第二节服饰 第三节器物 第四节医药 第五节娱乐 第六节礼俗 第七节神灵 第八节宗教 第九节植物 第十节动物 第五章从语法考析《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第一节将字句 第二节把字句 第三节连字句 第四节疑问句 第五节“与”和“给” 第六节双宾语 第六章从修辞论证《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一错夸 二舛互 三对举 四颠倒 五飞白 六分解 七换算 八换述 九互文 十回文 十一加释 十二降用 十三进退 十四联边 十五拈嵌 十六巧错 十七巧缀 十八取异 十九示姓 二十数概 二十一通感 二十二图示 二十三析数 二十四续锦 二十五移情 二十六移时 二十七影响 二十八易色 二十九暗示 三十 比喻 三十一比拟 三十二层次 三十三错综 三十四倒装 三十五对偶 三十六反复 三十七反问 三十八繁复 三十九返射 四十 讽刺 四十一仿拟 四十二换称 四十三回环 四十四讳饰 四十五较物 四十六节缩 四十七夸张 四十八联用 四十九列承 五十 排比 五十一牵带 五十二设问 五十三设誓 五十四双关 五十五同饰 五十六同语 五十七析字 五十八象征 五十九易代 六十 幽默 结论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历经二十六个寒暑,拙著《红楼梦后续作者考释》终于脱稿了,我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读《红楼梦》始于一九六三年,那时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看完后,颇感诧异:全书语体风格,几乎一样,为何是两位作者?十年之后,我便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又细读了一遍,始觉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文风确有差异。又过了十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出版了,我又购置了一套,再细细地读了一遍。这一次却明显地感觉到,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语言风格,大不一样。 从那时起,我便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购买有关论述《红楼梦》的专著和工具书,不惜重金购置各种《红楼梦》的影印本,还长期订阅《红楼梦学刊》。这时我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十分复杂,普遍的说法是采用胡适的考证结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另外一说,高鹗、程伟元只是整理者,并非创作者。此外还有两种说法:多数认为,后四十回有大量曹雪芹的残稿,著作权大部分属于曹雪芹;少数论者则认为,后四十回同前八十回一样精彩,也全都是曹雪芹所作。最后一说,并非只是一般红学研究者,还有不少名家学者,乃至有几位大师级的人物。 当时在我看来,《红楼梦》前后两部的文体风格明显不同,特别是在连读三遍新版《红楼梦》之后。那时我觉得,要考证后四十回作者不是曹雪芹并不难,只要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论证即可。 说来不难,但是真正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因为考证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广泛,所查阅的内容是如此繁多。就以“儿化”来说吧。《红》著全书有多少儿化,前后两部使用频率各为多少,差异最大者是哪些词,这就需要查阅全书。最后的结果是:全书共有儿化5499例。随后又将它们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和副词的儿化等六类。每类一般又分为若干细类,再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儿化词进行分析。例如,为了考察贾政与北静王水溶前后两部对话中的儿化情况,便将书中二人的对话一一找出,又仔细比较了前后两部的例文:贾政对话共408处,水溶共14处;两人在前八十回无一次儿化,而在后四十回中却共有儿化28处。由此可知曹雪芹与后续者所用儿化的巨大反差。从这一事例中,不难看出,整部书稿,光查阅资料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这就是拙著耗时二十余年之久才得以完成的主要原因。 本书共考察了语音、文字、词类、短语、句式和辞格共约9540个,用例总量为50650余次,引证文句约5460例。应该说,这些庞大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考证有着丰富的内容,有着坚实的基础。我们先是人工查找,后来对绝大多数资料又用电脑复查,纠正了一些失误。按数理语言学的要求,准确率达到96%就算合格。就整体而言,我深信,经过人工和电脑的双重检阅,其准确率应超过了数理语言学所规定的标准1—2个百分点,因而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其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当我们的考证行将结束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一个久已萦绕在脑际,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便是:《红楼梦》这部奇书,前著与后续的语言风格是如此迥然有别,可是同为名家学者的俞平伯、冯其庸与周策纵、周绍良,为何有如此大的分歧呢?俞、冯二位认为,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撰,后四十回为高鹗或尚不知姓名的后续者所写;二周则以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亦是曹雪芹一人手笔。 林语堂是国际知名的文学家,张爱玲亦是饮誉海内外的大作家,二人的看法亦大相径庭。张爱玲说:“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红楼梦魇》,6)可是林语堂却说:“高本四十回作者是亘古未有的大成功。……因为他成功,所以 足以乱真,所以百年来的鉴赏家,都以为是曹氏原著。……所以我相信,高本作者是曹雪芹,补正者才是高鹗。”(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743) 张爱玲与林语堂,同是文坛高手,为何一贬一褒,反差如此之大? 我们以为,要确证后四十回作者问题,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必须认真、仔细、反复地阅读《红楼梦》文本,一定要一字一句地看,逐行逐页地读,而不是一目十行,浮光掠影地翻阅;二、要有系统的语言学知识,对语音、文字、语法、修辞等学科都要有相当的研究;三、对语言文字,要有敏感的神经,对不同风格的语体,要有敏锐的触角。而最后这一点,至为重要。 持后四十回亦是曹著说者,虽不能说以上三方面都缺乏,但至少可以说,在其中某一个甚或某两个方面,有所欠缺。林语堂是颇富盛名的大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平心论高鹗》这十余万字的专论,是下了大功夫的,但纵观其文章,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在情节上,而情节的优劣又有很大的主观性。即是情节如何合理,如何动人,但如果语体风格不一致,也不能认为是同一作者。就以俞平伯等大家一致看好的四美钓鱼、双美听琴、宝蟾送酒、黛玉焚稿和五儿承错爱等情节来看,固然也不乏精彩之处,但从语言文字来看,却有不少瑕疵,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败笔。如四美钓鱼,冯其庸先生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中就指出了其中四处谬误(见冯著1440-1442)。至于五儿,在前八十回就已夭亡,为何在后四十回又重出?前后作者若为同一人,总不会如此健忘吧?至于这几处“较有精彩”的情节,在语言方面却毫无精彩可言,甚至可以说是平淡如水,索然无味。这只要将第八十回与第八十一回仔细加以比较,便一目了然。我们之所以说对语言风格是否敏感,至关重要,是因为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体风格。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莫不如此。冯其庸先生曾对我说,他第一次读《红楼梦》就觉得前后两部的语言风格明显不一样。张爱玲女士却是在“小时候”就看出了后部红楼人物“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冯张二位便是对语言十分敏感之人。所以归根结底,同为名家学者,对后四十回作者的认定,分歧如此之大,主要原因便是某些论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语言的比较上,和对语言风格缺乏足够的敏感。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还有两位名人:王国维和蔡元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的杰出学者,在文学、史学、美学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红楼梦评论》是红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同他的另一著作《宋元戏剧考》被郭沫若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又道:“《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接着又说:“由是观之,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作者于开卷即申明之曰: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此又上节所言之一证) 兹举其最壮美者之一例,即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一节曰:   那黛玉听着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愈加软了……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呆笑起来。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呆笑起来。……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瞧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第九十六回)(第二处省略号,为笔者所为) 如此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5-14) 王国维在全文的结尾处写道: 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 述…… (23)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国维是将《红楼梦》全书视为一个整体的,即《红》著乃是一人所作。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因为他仅仅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论述的,故对迷本性的颦儿的描写十分赞赏。然而我们可以设想,若在雪芹笔下,此处黛玉的形象肯定要动人得多,语言也要精彩得多。撇开形象不谈,仅从语言来看,这前后两段引文的语体风格就完全不一样:第一回“风月笔墨”的论述,全都是书面语,还有不少文言,而第九十六回中的一段,则是典型的口语:有“油儿酱儿糖儿醋儿”等七处儿化,还用了一次“瞧着”、两次“瞅着”,而“瞧”和“瞅”字却是典型的北方方言。这难道也是一人手笔?所以,不考察语言,只从美学的角度来考证,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以王国维的学术功底,辨析《红楼梦》前后语言文字的异同,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惜他将全部精力放在美学伦理上,故满眼看到的都是美学、情感方面的情事,而对前后语言的差异却视而不见。所以国学大师如王国维者,也免不了误入歧途,将全书作者误为一人了。 蔡元培是北大第一任校长,大学问家。他在《石头记索隐》中开篇就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接着他又说:“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如果说《红楼梦》一书中隐含反满情绪,那无疑是对的,但说女人指汉人,男人指满人,就有点离奇了。更离奇的是,他将书中的许多主要人物,与清王朝的王子皇孙,当权重臣,一一对应起来。如宝玉、黛玉、宝钗、元春、探春、惜春、凤姐、湘云、妙玉、宝琴,还有刘姥姥等十余人,与清王朝皇子朝臣,一一坐实。以宝玉为例。蔡先生说:“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胤礽即皇太子,“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之资格,故曰衔玉而生”,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胤礽后来被废,康熙定罪为“恣行乖戾,无所不至……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蔡先生说:《石头记》第三十三回叙述宝玉被打,一是由于忠顺亲王府长史索取小旦祺官事。他据此便认定“忠顺王疑影外藩,长史曾揭出祺官赠红汗巾事,疑影攘取马匹事”,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矣。康熙又举胤礽之罪状曰:“居处失常,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于是蔡元培便道:“第三十三回:‘贾政斥宝玉道:“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咳些什么?方才雨村来要见你,叫你半天才出来。既出来了,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仍是葳葳蕤蕤。……”’”继而又引九十五回道:“失玉以后,宝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说话都无头绪。”据以上前后两回所说,蔡先生便断言道:“与胤礽罪状中之居处失常、语言颠倒及言动失常、不安寝处等语相应。”最后还说:“《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与礽字形相似也。”这就更牵强附会了。所以胡适曾讥蔡元培的索影是“附会的红学”,谓之“大笨伯”“笨谜”。说蔡先生是“大笨伯”自然不妥,但说他“猜谜”,却不过分。这的确是猜谜。孑民先生是大国学家,他的国学功底之深自可想见,其《红楼梦索隐》就是用浅近的文言写成的。但他把着眼点全放在反满上,所以满眼看到的都是反清,对前八十回大量的文言文和书面语,通通视而不见,对后四十回大量的口语和北方方言,也同样视而不见,而将前后两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证了。所以唯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前后两部的异同,方可得出全书的著作权到底属谁的正确结论。 王、蔡二位大师的评说,印证了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论断:“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见《集外集拾遗》)鲁迅先生真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论述何其精准。王国维只看见美学“审美”,蔡元培只看见反清排满,均置语言于不顾,因此都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中国当代某些著名作家也同林语堂一样,认为后四十回续得很好,甚至认为后四十回也出自曹雪芹之手,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国文先生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便是。李国文在《大手笔高鹗》一文里说:“高鹗是位了不起的《红楼梦》的功臣”,“是一位天衣无缝的修补高手”,“是不亚于曹雪芹的文学巨匠”,“高鹗的续书,是谁也不能逾越的高峰”。(李国文:《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里真故事》,062-063)李国文对高鹗评价之高,与林语堂如出一辙。 王蒙是当代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近二十年来,对《红楼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05年他出版了《王蒙活说红楼梦》。1992年应漓江出版社之邀,做了《红楼梦》的评点,评点本于1995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十年后增加了二分之一的内容,增补新版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1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王蒙的红楼梦(评点本)》。王蒙以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视角来品味、感受《红楼梦》,使我们受益匪浅。连续三次评点,足见其用功之勤,用力之深。可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王蒙却说:“我死死地认定,不但某甲为某乙续书是不可能的,某甲为自己续书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高某为曹某做续,那么长时间居然没有被发现,这样的一对天才同时或前后脚出现的几率比出现一个能写出《红楼梦》的天才的机会还罕见一千倍。”(见《写在〈王蒙的红楼梦(评点本)〉之前》)这就是说,王蒙认定,整部《红楼梦》都是曹雪芹一人所写。 他们之所以得出如此高见,不是因为缺乏识别能力,而是因为没有仔细考察前后语言风格的不同,只注意到了情节。例如,李国文在《曹雪芹写死》一文里说:“在《红楼梦》中,最深刻,最感人,也最是构成这部著作不朽者,莫过于晴雯和黛玉的美丽死亡了。”对于黛玉之死,他说:“黛玉之死,从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起,……至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一气呵成,贯穿直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单从李国文的分析来看,似乎入情入理,但仔细深思,则大成问题。首先前后两部写法就不同。据李先生统计,前部写了十四人之死,但不管是写冯渊之死,还是秦可卿之死,或是晴雯之死,都没有描写死的详细经过,而是简单交代一句完事。如写冯渊之死:“那薛家公子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而写黛玉之死,却写得十分详尽,写了黛玉的悲痛欲绝,愤而焚稿,临终直声叫唤“宝玉,宝玉,你好……”,还写了众人的繁忙活动,花了三千余字的篇幅。可见前后两部写法明显不同:前部是虚写,后部是实写;前部是略写,后部是详写。再说后四十回有不少情节是对前八十回的重复和拙劣模仿,不少红学家早已一再论述过了,而这些,李、王二位对后续中好些糟糕的情节却视而不见,例如,五儿在七十七回就死了,而到了八十七回和一0九回又死而复生,前后如此矛盾,这种“补缀”难道也是“天衣无缝”吗?这也可能是曹雪芹一人的手笔吗?曹公再健忘,也不致到如此地步!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如果后四十回的语言风格与前八十回相距甚远,那么不管情节如何合理,如何生动,如何动人,也不能认为是出自一人之手。让我们将有林黛玉对白的前部最后三回(即76、78、79回)与紧连的后四十回的前三回(即81¬83回),从语言方面进行比较,看前后两部语言风格是否相同。 (一)文言词。前部三回使用的文言词有:之、其、者、也、何、哉、此、所、否、若、岂、尚、非、未、且……,共三十三个;而后续最初三回仅有“虽、之、既”三个,前著用量为后续的十一倍。 (二)文言句子。前部三回有浅近的文言句子四处: (1)事若求全何所乐。(1087) (2)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1089-1090) (3)古人异姓陌路,尚然同肥马,衣轻裘,敝之而无憾。(1142) (4)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1087) 而后续里,最初三回,一句文言也没有。 (三)口语。曹公前部红楼,大都使用书面语,三回文字共有四十二处对话,仅有口语九处,约占20%;而后续用语,绝大多数是口语,三回对话共四十八处,除两处带书面语外,其余四十六处均为口语,占96%。口语频率,后续约为前著的五倍。前后两部用例太多,无法一一对照。前部七十九回有九处对白,我们以这九处对话与后四十回的最初两回的九处对话进行对比,比较合理。先来看林黛玉在后续中最先出现的九处对话: (1)是怎么了?和谁怄了气了?(1164) (2)到底是别人和你怄了气了,还是我得罪了你呢?(1164) (3)这是什么话,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1164) (4)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这么早就回来了?(1175) (5)你上头去过了没有?(1175) (6)你也该瞧瞧他们去。(1175)(另见1164、1165、1175) 以上用例都是黛玉与宝玉的对话,皆为典型的口语,明白如话,口语声气毕现,大都有语气词,“了”字尤多,共有十一字。例6有叠音词,这正是口语的标志。现在再来看前部七十九回林黛玉的九处对白,其中就有书面语六处: (1)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1141) (2)原稿在那里?倒要细细一读。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1141) (3)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槅,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 (1141) (4)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1142) (5)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做此语(1142) (6)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 呢。(1142) 以上是宝玉杜撰芙蓉诔祭完晴雯之后与林黛玉所说的话。其中,只有三处为口语(见1142、1143),其余六处都是书面语,其中还有不少文言词。它们巧妙地融为一体,显得如此和谐,如此文雅,透露出一种特有的文人气息。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后四十回属于口语体,清淡如水;前八十回属于书面语体,简洁凝练。诚如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所说:“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假如不能理会中国汉字文学艺术传统和华夏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造诣和修养之深之高,那就永远也无法真正谈得上理解与欣赏他们的作品。”(见《红楼梦辞典》序言)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红楼梦》,其精微灵动的笔触,厚重浓郁的诗情,高深的文化造诣,的确令人惊奇叫绝。看来如果阅读者本身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要真正理解与欣赏这部伟大的世界名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国文先生在《大手笔高鹗》一文题前写道:“在红学领域中,很有一些浮浅轻薄之徒,一知半解之辈,簇拥着认为把话已经说完,不准他人赘言的权威,啸聚山林,画地为王,实在是令人讨厌的。”我们不禁要问: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文体风格的巨大差异都弄不清的人,却偏要对后续者妄加评论,大肆吹捧,甚至吹到天上去了,这是否也属于“浮浅轻薄之徒,一知半解之辈”呢? 这里还不得不提及一事。一位著名的《红楼梦》版本学家,在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序言中说: 在后四十回非高鹗所作的论证中,赵冈、陈钟毅夫妇利用《红楼梦》文本中同时存在巧姐与大姐儿,后来又合为一人,而在后四十回中又重复出现的客观事实,证明后四十回非高鹗所作。可惜的是,他二人未利用这一硬证来说明后四十回中有不少雪芹的文笔。通过逻辑学中的“错误继承”原则,我证明后四十回的作者与前八十回一样,均是曹雪芹(当然不排除混有别人的文笔)。……按逻辑学的观点,“错误继承”只能发生在同一作者的情况下。进而说明,梦稿本后四十回的主体,不仅其作者是曹雪芹,而且是曹雪芹早期的作品。 以上论述,从逻辑学的角度说,似乎有理,实则是大错而特错的,因为后四十回巧姐与大姐儿并出,这只是对前八十回的重复,而后四十回有大量这样的重复和模仿,这早已为众多学者所指出,毫不新鲜。即使论据成立,“这一硬证”也只是一孤证,何以凭一孤证,就能证明“后四十回的作者与前八十回一样,均是曹雪芹”,并进而得出“梦稿本后四十回的主体,不仅其作者是曹雪芹,而且是曹雪芹早期的作品”这样荒谬的结论呢?这是逻辑学的常识,一般人都懂得的。做为版本学家,不能不知道。所以,要想考证出后四十回的作者是否为曹雪芹,不在语言上下功夫,光靠逻辑推理,是绝对办不到的。众所周知,后四十回作者归属问题,是红学史上最大的难题。如果凭着一条孤证,就能将这一难题解决,何以还要无数的名家学者,竭尽心力,连篇累牍,少则几万字,多则十多万字,乃至数十万字的专著来考证它呢? 令人庆幸的是,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工作者无一例外地认为,《红楼梦》前后两部的语言风格明显不同。《红楼梦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除主编周汝昌先生外,副主编晁继周及其他编者都是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工作者,他们“明显地发现《红楼梦》前八十回(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高鹗后续)使用词语有不同之处”。《红楼梦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的主编周定一先生和副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先生都是语言学家,周先生在序言中说:“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毕竟不是同出一手,所以在语言风格以及遣词用字都见出差异”。著名语言学家吴竞存先生所编《〈红楼梦〉的语言》一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语言学家高增良先生编著的《〈红楼梦〉四字格辞典》(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都与晁继周、周定一先生持同样的观点。深圳大学《红楼梦》电脑检索系统研制组曾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八二年版《红楼梦》全书输入计算机,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有关的文字、词类、成语、修辞等诸多内容进行对比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与上述语言学家完全相同。 李国文在错划为右派的二十多年受尽“羞辱、痛苦、折磨、煎熬”的日子里,一直与《石头记》为伴,达到了“须臾不可离”的地步,那至少也应读了三五十遍了,可他却认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是“一气呵成”,“天衣无缝”。王蒙逐字逐句三次评点《红楼梦》,前后近二十年,《红》著内容,自当熟烂于心,然而前后两部差异如此之大,却浑然不觉。这说明,只多读还不行,还必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反复比较,看前后语体风格是否一致。所以要想弄清《红楼梦》后续作者著作权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以《红楼梦》的语言来作为判定其作者归属的标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语言,就无所谓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它是所有这一切的载体。而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我们读鲁迅和巴金是如此,读茅盾和老舍也是如此。 令人感佩的是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同志的远见卓识。卓琳老人很喜欢《红楼梦》,她说:“年轻的时候,还没读过《红楼梦》,我就会背《葬花词》,可能是从我哥哥带回的那些报刊上看到的。现在看《红楼梦》,不喜欢后四十回,那太低劣了。”(吕启祥:《追忆卓琳老人对红学的关怀》,《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5期)一位并非文科出身的革命老人,一眼就能识别《红楼梦》后续的“低劣”,说明她有着超常的聪慧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也再一次说明,语言的感悟能力,对于判断后四十回作者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是何等重要! 何其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红学家。他治学非常严谨,他读过三种版本的《红楼梦》,每次读小说文本,都加了眉批和总批,还有目录批、回末批。何其芳写《论红楼梦》,从资料准备到论文完稿,约有一年之久。他在三个版本的《红楼梦》上,写下了一千二百九十条批语,约五万余字。前八十回批了三遍,后四十回批了两遍。他在《致于武》的信中说:“我虽然读过不止一遍,但并未到五遍。”(《何其芳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因为毛泽东曾说:“《红楼梦》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故何其芳特地说明未读五遍。据此推断,他读红楼文本应是三至四遍。次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他读得细致,悟得透彻,所以他对后四十回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后四十回的缺点和败笔也是可以逐回批注,批它一二百处的。”“后四十回在艺术上的根本弱点正在于它常常模仿和重复前八十回的情节而缺乏生活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写得那样贫乏,那样枯燥无味”。(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冯其庸先生在他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中,指出了后四十回一百五十余处不合情理之处,与何其芳先生所说后四十回的“缺点和败笔”也是可以“批它一二百处的”,是何其吻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矣! 从张爱玲女士、卓琳老人和何其芳先生的事例中不难看出,语言的敏感程度对判定《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的著作权是多么重要。冯其庸和吕启祥两先生,我曾听他们说过,都是第一次读《红楼梦》就发现前后两部的语言风格明显有异。他们二位是红学大家,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特例,那么再举两个例子吧。我的挚友、著名画家刘铁臂先生,他第一次读《红楼梦》时,就觉得后四十回的语言要逊色多了,人物形象也远不如前八十回鲜明。我的学生张璐,初二读《红》著,就觉得后四十回语言远不及前八十回,八十回与八十一回,前后情节也不衔接。刘、张二位并非红学研究者,但初读红楼就发现了前后两部语言的差异,这再次说明语言的敏感与否,对于判定《红楼梦》后续作者的著作权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拙著的写作,历时二十六个春秋。从四十多岁到七十来岁,这是我一生中极具活力、最为美好的时光,我都把它献给了《红楼梦》。人的一生,仅仅写出一本小书,实在令人惭愧。她不仅耗费了我一生的心血,也凝聚了数以百计的我深爱着的弟子们的心血。当初她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的研究是否会有结果,只是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和对师长的信任,才对这原本十分枯燥的事情,乐此不疲。李艳文、曾晓玲、陈小卷等,毕业后还为我查阅过一些资料,张小梅女士在患病之时,还坚持资料的搜集。每当想起她们,就令人感动,也叫人惶愧。今天拙著终于出版了,我可以聊以慰藉,总算有了一个交代,但毕竟太迟了,我依然只有愧疚。 这部小书虽然写完了,但在讲求经济效益的今天,却没有效益可言,因此有人认为我不值。 然而,我又自慰: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一辈子呕心沥血,不也就是为了解决一道世界难题“1+1”吗?我所考证的也是红学史上的一道难题,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红学家们一致公认的一道难题。《红楼梦》有多少难题,说法不一:有的说,三十多道难题;有的说,一百多道难题。但不管是多少难题,都一致认为,红楼后四十回作者著作权的问题,是难题中之最难者。红学,现在已经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在研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研究,欧洲在研究,美洲在研究。所以《红》著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真可谓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这道难题,虽然不能在我手里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如果我提供的一些资料和运用的方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也是一件幸事么?如此一想,也便豁然了。–––倘能如此,此生也便足矣! 当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我首先想起我的友人刘梦溪先生,他是著名的红学家。一九八一年,他的《红楼梦新论》出版。此书内容翔实,涉及面广,论述十分深刻,同时也发现书中有少许文句,遣词用字,尚可推敲。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及这些问题,他热情洋溢地回了信:“接读来信,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信,应该仔细读,同时也送请友人读,大家都被您认真求实的精神打动了。……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就足以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就可以认做知己。您读得这样细心,意见也谈得极恳切,我从中看到了一颗诚挚的心。……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在第二封信里,又说:“谈语言省略的文章很好,角度新,过去无人做过,可即写来,学刊愿提供篇幅。”在他的帮助下,我先后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从而激起了我对红学研究的热情,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坚持考证后四十回作者的著作权这一难题。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梦溪先生的帮助和鼓励,我也许一直是个门外汉,至多也只是一个红学爱好者而已。所以当拙著行将面世之时,我首先要向刘梦溪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冯其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大师,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多次向他请教有关考证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先生都一一及时作复,热情示教。八年前,当拙著基本完稿,向他谈及我的研红情况时,冯先生高兴地说:我可以给你作序,为你介绍出版社。我寄了书稿的引言和第一章给他,先生在百忙中仔细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冯先生近几年来,身体一直欠佳,视力严重下降,再无法为我审阅书稿和撰写序言。但先生一直在关注拙著的出版事宜。他请任晓辉先生审阅了全稿,提出了很切实的意见。后来冯先生又为拙著题写了书名。冯先生对晚辈的殷切关爱,我将永远铭刻于心,感激无已!对任先生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 胡文彬先生和吕启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大家。两年前我曾先后将十余万字的书稿摘要寄给他们,请予审阅。他们读后,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并都赠书给我,令人十分感动。胡文彬先生在著述甚忙,社会活动繁多的情况下,拨冗为拙著撰写序言,对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多所褒奖,实在令人鼓舞,我至为感激。 当本书即将付梓之时,我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冷水江师范学校原副校长刘锡嘉先生:在我研红过程中,每当向他请教,总是有求必答,有难必解,耐心答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还有感谢多次为我查阅资料,用功甚勤的的弟子们,他们是(以时间先后为序):肖朝云、阳小玲、陸秀春、刘越平、戴霞云、吴仙桂、曹朝辉、刘招丰、卿文珍、刘梅、李小燕、肖瑜芳、肖小琴、谭利、余清、曹蕾、肖艳、易艺、黄芳、李蝴蝶、孙雪飞、黄辉辉、梁奕奕、王文、潘靓、梁凌霞、鄢初花、王玲丽、李美玲、李明明、刘秀云、阳仓凡、杨倩、梁庆芳、李新文、李淑元、邹菊容、肖荷花、吴次珍、廖晚霞、杨智如、胡忠莲、郑艳辉、李欢平、吴雄英、陈小卷、何春梅、吴亮芳、曾小丽、邹秀娟、刘艳辉、曾晓玲、方琼玲、彭灿、唐乐勤、欧继芬、罗艳、毛凤姣、曾劲琼、卢琳杰、戴春花,陈爱军、肖松宾、谢桂林、曾佑琪、夏清保、罗益平、吴正喜。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暇查阅资料的老师有:孙必珍、白宝梅、张小梅、刘益云、谭爱娟、刘丽丽、王庆娥。提供资料帮助的友人还有:刘又夫、朱鸣学、谢正华、谭兴涛、邹文志、吴麟、刘励之、晏昱。其他许多师友,对本书的写作也提供了各种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家人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妻子莫小容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总是敦助我早日完成著述;儿子唐文、女儿唐力、大弟友勇、爱弟唐华,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帮助。所以这些,我都是永志不忘的。 拙著的写作尽管历时二十六年,反复修改达四年之久,但谬误依然难免,诚请读者诸君和红学方家,不吝赐教,谨致谢忱。 唐友忠 2009年6月初稿 2010年9月二稿 2011年5月三稿 2011年9月四稿 2013年9月定稿 于长沙市活力康城游石斋 照片32张,拍自该书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835288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图书提要/2014年10月13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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